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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有效教学”亟待破解的“三对矛盾”
刘顺 高玉林
【摘要】思政课教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机遇前所未有,但挑战同时存在。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担子轻了、水到渠成”,反而预示着“新的征程、担子更重”,新时代唯有实现再出发和新作为,才能不负时代。为了防止新方位下思政课教学出现“内卷化效应”,有必要积极重视并努力破解影响其“有效教学”的三对矛盾:一是泛娱乐化“形式”与学理化“内容”之间的矛盾;二是定性阐明与实证举例之间的矛盾;三是讲好中国故事与树立世界眼光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新时代;思政课;有效教学;矛盾
【作者简介】刘顺,博士,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玉林,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原文出处】《文化软实力》(长沙),2018.4.79~8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示范马院项目“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16JDSZK052),2018年上海海事大学顶级期刊论文培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很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特别是高校思政课建设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大量备受关注的历史性成就,也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据教育部2017年“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大调研显示,超过90%的大学生为思政课“点赞”,明确表示“课有所益”和“学有所得”(2)。但实事求是地讲,基于毛泽东“问题发现意识”的逻辑,思政课教学仍然面临着一些有待破解的结构性矛盾。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在新时代这一崭新的历史方位下,就思政课一线教学而言,我们仍需高度的居安思危、审慎思考,秉持自觉的“问题意识”,因为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学“担子轻了、水到渠成”,反而预示着“新的征程、担子更重”,“新时代更呼唤新作为”。思政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仍需积极重视教育学理论中的“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理念,在总结现有经验基础上“直指矛盾、破解问题”。我们认为,新时代“有效教学”仍然内隐着某些结构性矛盾,它们在本质上折射出思政课“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微妙张力,“刀刃向内”厘清并破解这些矛盾,对推进思政课教学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颇为紧要,也至关重要。
一、泛娱乐化“形式”与学理化“内容”之间的矛盾
当前包含课堂APP、弹幕、直播和VR/AR等在内的声光电新(融)媒体技术正雨后春笋般被引进课堂、走近学生,尤其是一批富含“网红明星”“段子手”和“灵魂佛系”标签的青年教师也在涌现课堂。不难理解,思政课建设在教学形式上进行了大量颇具创新意蕴的“现象级”探索。但客观地讲,在教学形式“成绩惊艳”和“令人鼓舞”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对有待破解的矛盾,处理好这对矛盾,不但对教学形式创新没有阻力,反而能成为推力。
首先,“为了新而新”,思政课教学局部出现“泛娱乐化”倾向。近年来,为应对移动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对到课率和抬头率的空前冲击,部分高校开始鼓励一线思政课教师采取媒介化、趣味化和网络化等新潮式教学策略。特别是占比更大的青年教师为了“匹配学生口味”和“迎合学生评教”以期获得可期的工作绩效和职称评审前置条件,也乐于采取“轻松诙谐”“心灵鸡汤”“表演说唱”甚至“黑色幽默”之类的教学风格。这些新颖方法对于作为“几乎无时不在线”互联网土著居民的95后大学生而言,相当“对路子”。这本无可厚非。但目前某些高校为了“博眼球”“曝光度”和“影响力”,以期引来外围的不断关注和资源支持,正推波助澜甚至怂恿“绑架”思政课教师过度“为了新而新”,不惜采取社会上正蔓延着的“泛娱乐化”教学手段。可以说,此情况在不同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4)。思政课“泛娱乐化”倾向就是“以形式统领内容”,在本质上是碎片化时代“娱乐至死”思潮对课堂严谨教学的恣意侵蚀和曲意解构,也是对“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方向性误读。这股风,若不刹住,“破窗效应”难免出现。
其次,“泛娱乐化”教学形式的随意性和空心化,变相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理化”教学内容的逻辑性和严肃性。尽管今天思政课课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性和理论性“强供给”、思想性和人文性“弱供给”的现象,但也绝不应该滑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某些人“泛娱乐化”思政课课堂的理由。“泛娱乐化”教学形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包括学生抬头率和参与度在内的显性教学GDP,就试图“镇住场子”和“牵引注意力”以制造全程欢快的课堂气氛,自觉地把“以学生为中心”变通为“以学生抬头率为中心”“以娱乐学生为手段”,把本应该逻辑完整的教学体系蓄意肢解为条块分割、只服务于“满足学生偏好”且方便自身演绎的若干教学点。他们将学生“感官”和“感性”所需要的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对大干世界的各种“好奇”和“猎奇”,等同于思政课教学的基本任务和重点难点。更有甚者,把象牙塔内的思政课课堂当成了社会上浮夸的名利场,媚俗和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这种缺乏理论滋养、思想内涵和精神营养的教学行为,显然窄化了思政课作为主渠道的根本任务,矮化了其学理深度。我们知道,思政课不仅担负着“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的神圣使命,也贯通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某些教师刻意迎合部分学生的偏好以获取他们的“好评”,出现课堂氛围娱乐化、教学内容随意性局面(5),尽管课堂上笑点频出、欢乐不断,但学生却呈现出“课上热闹课后忘掉一心灵无感”的貌合神离状态,这显然背离了设置和建设思政课的初心和使命。“泛娱乐化”倾向所折射出来的教学设计随意性和教学内容空心化,造成本应该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展开讲授的学理深度不够、意识形态导向不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糊,更把“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冲淡和稀释了。诸如此类手法,不管有多少粉丝、引来多少媒体关注,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课堂上娱乐化的“形式”只能为讲授严谨的学理化“内容”服务,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
最后,立足“内容为王”的思政课“形式创新”才能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和生命力。“内容为王”,尽管看似老生常谈,但却历久弥新,仍然蕴含着科学道理。大家知道,一部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高质量影片,拼的从来都不仅仅是几个大牌演员撑场或脑洞大开的豪华场面,而是沁人心脾、抓人灵魂的“壮美剧情”或“完美故事”,这才是其引起共鸣共情和占领票房的核心要素。“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对于思政课教学而言,无优质精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体系作支撑的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形式重塑,都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无源之水和空中楼阁。在这里,并不是刻意拔高教学内容而去贬低教学形式。
事实上,形式和内容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内容却是本体和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言“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7)。在经济要素多元化、智能网络泛在化和文化跃迁多轨迹的背景下,理性地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很有必要,也势在必行。正如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8)显然,思政课不是不要新技术、排斥新手段,也不是讲就不能采用轻松诙谐的教学方式,当然也并非意味着思政课教学领域就不能出现“明星网红”,而是说抛开内容建设而孤谈形式创新的“泛娱乐化”倾向,万万要不得。臆想仅仅依靠教学手段翻新而遮蔽学科意识和目标导向的“网红思政风”(9),本身就是对思政课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浑然盲知,属于“本领恐慌”,必将大浪淘沙、昙花一现。因此,思政课教学绝不应该在“泛娱乐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背离初心,唯有提高格调、立足优质内容的形式创新,才能够真正走得远,具有持久生命力。
二、定性阐明与实证举例之间的矛盾
就目前整体教学行为而言,思政课课堂上从观点到观点的定性阐明仍然占不小比例,以实证和举例来说明道理略显不足,即在挖掘并用好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现实素材方面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尽管思政课在属性上依然属于一种“思想体操课”,不可能像数学和物理那样去做可视化证明,但倘若缺乏摆事实、讲道理的定性阐明充斥着课堂,势必将会损耗思政课建设多方努力的实际效果。症结就在于,“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10),思政课“有效教学”更是如此,离不开系统严谨的科学说理。
其一,目前思政课教学中的定性阐明仍然较多,实证举例略显不够。思政课在教学出发点上本该是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正能量课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程度尚存在着这样一种让人揪心的“逆现象”,即思政课时常被一些学生戏称为最枯燥无聊、缺乏思想滋养的“刷学分必修课”,在某些朋友圈或论坛上甚至被标记为“翘课率和后排入座率‘双高’”“入眼率和入耳率‘双低’”的政治洗脑课。虽然这些占比未必高的学生的犀利尖刻说法,不一定客观准确,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思政课日益增长的更高期许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教学供给之间的鲜明矛盾。这意味着思政课教学在思想引领和境界提升方面还不够走心,甚至有些教师更是简单化地把其上成高冷的政治报告课。可以讲,思政课内容供给尚存不少结论先行式的价值灌输,而缺少娓娓道来、理据结合、润物无声的说理,仍有不容回避的欠缺。事实上,在轰然到来的“后真相”时代,以纯粹价值灌输为底色和基调的课堂,不管你的结论有多正确,但只要缺乏“完美剧本”的严密支撑和逻辑佐证,都难使学生产生参与感、享有获得感,更勿奢谈层次更高的课堂幸福感。对此,思政课课堂教学必须自觉跟上时代的脚步,在正视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不断提高课程效能。
其二,思政课教学定性阐明很有必要,但建立在实证举例基石上的定性阐明则更为清晰、更加有力。思政课从其内涵来讲蕴含“四重性”,它既有政治性、理论性,又兼具思想性、人文性。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知识教育课、思想启迪课,更是一门理论体系完备且意识形态导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课。四门思政课尽管开设目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教学目标是相通的,就是设想通过有史有论、有物有思的立体化授课,使青年学子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自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鉴于此,思政课的定性阐明非常重要,就是要向学生开宗明义地阐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非别的什么党和什么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接续转变和不断升华。特别是在当前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多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借助互联网于某些领域时而兴风作浪的境况下,向新时代大学生们一针见血、正本清源地阐明我党的发展道路、政治原则、政治主张和政策取向等,非常必要也异常重要。
问题是,旗帜鲜明地亮剑并没有错,但只有“亮”得“有理”,才能“亮”得更加“有力”,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是辩证统一的。说理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11),而目前有些教师习惯“政治正确”地讲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原话、引述几段领导人讲话、抬高调门就理想化地认为完成了教学任务。显然,这是对思政课教育规律的偏解和误读,唯有建立在实证举例基础上的定性阐明才能真正“以理服人”而非“凭力压人”。对此,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着深刻洞见,“凡是思想性质的问题,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方法去解决”(12)。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重要的说理教育法。仅有直白简单的定性告知,而无内容完备、论证翔实的说理,久而久之受众就会头脑空洞,觉得这样的课堂像是某个领导者在“发号施令”和“布置任务”,心中的困惑和不解难免就会多起来。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定性阐明的确必要,但构筑在实证举例基础上的定性阐明,才能更加有力、更为清楚。
其三,打通横亘在定性阐明和实证举例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才能有效抓住学生的灵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的“理直气壮”,就是说“理直了才可能气壮”,反之,“你若无理,气如何壮得起来”。尽管我们已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不易的努力,但仍需要协调好“理直”和“气壮”的微妙关系(13),当下思政课教学在不同程度上仍夹杂着“定性阐明和实证举例之间梗阻‘最后一公里’”的实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不少思政课课堂有个通病就是“一生动就无聊,一深刻就无趣”,“一生动就无聊”就是说有些思政课教师“秀出十八般武艺”把课堂打造得很生动有趣、热闹非凡,但学生久而久之就“发现了其套路”,觉得虽有笑点但直抵灵魂深处的东西却乏善可陈,显得“没意思”甚至一出教室门就抛却脑后了;“一深刻就无趣”是讲某些思政课教师玄奥深沉,授课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和范畴层出不穷、应接不暇,虽说自身演绎得“顺理成章”,但受众却难以跟上其思路,导致无法深入浅出、形成思想互动,所以学生就容易觉得无聊。
其实,以上两种情况的问题根子,就在于没有理顺思政课教育规律中的“虚”和“实”、“知”和“信”、“有意义”和“有意思”的关系问题,也即定性阐明和实证举例之间容易存在着的“教学梗阻”和“衔接升华”问题。思政课对学生的影响不可能像“拉上电闸就来电”那样立竿见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鞭辟入里的动态轨迹,即按照素材摄入—认知嬗变—思想进阶—境界提升而依序递进上行。因此,思政课教学要想打通定性阐明和实证举例之间的教学梗阻,就不妨采取“定性阐明”穿插着“实证举例”、“实证举例”联动着“定性阐明”的复合授课形式,自觉遵循价值判断和事实分析相统筹、经验描述和科学论证相协调的教学范式,以期努力解决教师供给侧和学生需求侧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结构性张力。在这种意义上,要想真正解决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调研中提到的“思政课人到了心没有到”现象、让思政课有趣不“高冷”、真正抓住学生的灵魂,我们认为,在转换教学范式中逐步打通定性阐明和实证举例之间的梗阻“最后一公里”,不失为一个可尝试、可探索、可完善之举。
三、讲好中国故事与树立世界眼光之间的矛盾
或许有人觉得,在改革开放持续40周年、中国较好联动世界的背景下,讲授中国故事与打开世界视野之间的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但对于思政课“有效教学”而言,却仍是个不容遮蔽的真问题。可以说,尽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大势正在把人类前所未有的“团结在一起”,但只要人类社会尚存在“两种制度”,那么意识形态内在差异就不会消亡。“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14)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和打开世界视野之间,就必须拿捏好和把握准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方向,否则思政课教学就容易偏废其一进而影响课堂效果。
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导向层面,如何稳妥处理讲好中国故事与树立世界眼光之间的张力关系,真切考验着思政课教学的课堂智慧。思政课尽管也是一门具有人文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但它在任何时候都蕴含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要“让学生领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意义”(15)。可见,它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又在定位上存在着显著区别。这种区别落实到讲好中国故事与打开世界视野关系时尤其要注意,同样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当前在思政课教学领域仍局部存在这样两种较为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种是,把有限的课堂时间都花在了讲授所谓中国故事上而或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山的另一坡”即同期的世界样态,导致中国与世界缺乏横向对比,难免会框定学生的问题视域,不利于中国故事的真正讲好。另一种是,有些思政课教师的眼睛,不但在研究上习惯“与西方接轨”,而且在课堂上也“言必称西方”,在其授课思维中好像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才是世界主流的、西方标准才是世界标准。这两种现象,事实上都没有真正结合时代背景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嵌着“价值对立、竞争互存”的基本立场去考虑。
今天“一个世界、全球两制”,尽管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两大阵营潜在的根本利益对峙长期内不可能消除,“制度之争”和“道路之争”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社会主义(倾向)国家总是貌合神离,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时常搞“双重标准”的原因。尽管我们重视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全球化以改善全球福祉等普惠性“中国方案”频出,但一些西方国家却经常“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某些场合刻意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掣肘中国的正当性发展。因此,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不可能真正的“利益相通”,意识形态差异是不可能轻易抹除的。可以说,“无论是哪个阶级、哪种制度、哪个领导者,如果忽视或拒斥意识形态,必然会受挫折跌跟头,甚至会导致江山易手”(16)。所以,思政课课堂教学如果纯粹地讲授中国故事或打开世界视野或把二者同步穿插着讲述,都并非不好把握,其实“难点痛点”就在于,如何为生长于和平年代的青年学子既讲透内容本身,又让其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体悟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的东方曙光。这恐怕真切考验着思政课的课堂智慧。
另一方面,“矛盾也能成动力、潜力和魅力”,思政课教学要建构以立足中国故事来打开世界眼光和利用国际视野来讲中国故事的正反馈机制。事实上,思政课教学在讲授中国故事和彰显世界视野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张力,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好这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同时,二者之间的张力也能顺势转化为思政课有效教学的重要动力、后续潜力和精彩魅力,因为在它们之间有一块“灰色地带”,倘若能在该区域内站稳脚跟、让学生明白时代大势并铸牢共产主义信念,则反过来会为教学注入一股强劲暖流。
为此,不妨首先以立足中国故事进而打开世界视野来组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讲清楚并传播好中国故事,就可为打开世界视野提供充分准备,因为“你讲得好”同时“别人喜欢听”才能真正有助于世界传播,毕竟好的故事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17)思政课教师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阐释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故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现代故事、改革开放40年的革故鼎新故事和中华5000年的文明故事。也就是说四门思政课要从课程立意和不同维度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和现实发展、阐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和深远内涵、发掘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气度和思想魅力、讲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针的核心理念和政策主张等。
然后,利用国际视野来讲中国故事进而升华课堂教学。中国是世界坐标中的中国,我们很多经实践检验过的成功发展理念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基于中国历史但能引领世界发展的未来。所以,在思政课课堂上,一定要激发学生“站到世界地图前”看待中国发展故事。“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中国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18)。这种世界视野对思政课有效教学颇有启发,也提出新时代的更高要求。站位妥当、立意鲜明、融通中西的思政课才能真正吸引住个性多元的当代大学生。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思政课教学不妨建构以立足中国故事来打开世界视野和利用国际视野来讲中国故事的正反馈机制,以期在中西贯通和内外联动中实现合力育人、立体化育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要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接力实现新的变革、新的作为和新的跨越,才能“不辜负这个之于中国的特别时代”。邓小平曾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19)以此而言,广大思政课教师要进一步苦练内功、以奋斗者只争朝夕的昂扬姿态,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推进思政课教学规律研究、深化青年学生成长规律研究,遵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求,为高校思政课有效教学和思政工作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独特力量。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
(2)教育部网站.“2017年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情况介绍[EB/OL].(2017-12-06) [2018-09-02].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1206/sfcl/201712/t20171206_320708.html.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330.
(4)艾四林.以学好为导向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与学的矛盾[J].北京教育(德育),2016(1):45.
(5)杨军,等.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中心环节[J].红旗文稿,2016(24):1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
(8)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9)陈志强.“思政网红”不能只追求“红”[N].解放日报,2017-01-17(09).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5.
(11)潘莉.论说理教育法的作用机制[J].教育研究,2014(1):60.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9.
(13)陈锡喜.理直气壮咨政育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19.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12.
(15)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界[J].中国高等教育,2017(18):7.
(16)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前言).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3.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0.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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