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粮食税

作者:列宁
来源:《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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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于201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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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述苏联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文章。文中阐明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正常经济联系、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方面的问题。
代引言
粮食税问题在现时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我们都犯有这种毛病。所以,如果不从这个问题的“眼前最惹人注目的”方面,而从它的一般原则方面来加以考察,那将更为有益。换句话说:就是要看一看我们现时正在勾画当前政策中某些实际措施的那幅图画的整个基本背景。
为了作这样的尝试,我想从我那本《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的小册子中,摘引一大段话。这本小册子在1918年曾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过,内容包括:第一,登在1918年3月11日报上的谈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第二,1918年5月5日登载的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论战的文章。论战部分现在已用不着,所以我把它删掉,只留下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国现时经济的基本成分的论断。
当时我这样写道: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
(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法国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
※     ※     ※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争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卡列林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95]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和第219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     ※     ※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注:同上,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注: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
……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具体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给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96]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韧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来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286页。——编者注]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上面所引的1918年的论断,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农民中的“贫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中农。因此,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严重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例如农民用马匹运输我们的主要燃料木柴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
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成为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这是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农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结成的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为了批驳这种错误看法,我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的经济破坏至今还十分严重,战争(昨天已经进行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所造成的负担还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这场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甚至连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试问,有必要这样做吗?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不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些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体系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致认为租让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过租让有什么意义。就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的开发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但是最危险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斌”,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尤其是与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令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一定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租让容许有、甚至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社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撤销合作社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法令也好,颁布任何法令也好,都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根本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工作者困难。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97]所摆布。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中社会经济的一切——一切,绝无例外——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务必使这一清楚的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98]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99],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00]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01](1920年12月)讨论了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的法庭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庭,我们的军队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官僚主义并不在军队里面,而是在为军队服务的机关里面。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我们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以后又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我们无法恢复工业。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吓坏了的情况(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才去追随资产阶级的)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的做法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然而正是到了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只能“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发扬了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又往后拖,往后推了。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国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既然大工业的恢复要推迟,既然工业和农业之间流转“被堵塞”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把被战争和封锁弄得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这一边先支撑起来。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培养和唤起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较大的主动性——省里的要大;县里的更大;乡和村里的还要大——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振兴农民经济(即使是使用“小笔”资金在小范围里这样做也好),靠发展附近的小工业来帮助农民经济。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把这件事作为注意和关怀的中心,作为各项“突击”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最接近极广泛极深厚的“基础”的地方所取得的某种改善,能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更积极更顺利地把大工业恢复起来。
粮食工作者过去只知道一个基本指令:收集100%的余粮。现在则是另一个指令了,这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征收100%的粮食税,尔后再用大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换取100%的余粮。一个征收了75%的粮食税、又用大小工业的产品换取了7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同另一个征收了100%的粮食税和换取了5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相比,前者做的事情对国家更有利。粮食工作者的任务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这是国库的任务。征收粮食税要尽量快,要尽量合理。另一方面,这又是总的经济任务。要努力循着扩大和巩固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一方向来指导合作社,来帮助小工业,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还很不善于做这件事;官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我们要一个个省、一个个县、一个个乡、一个个村地来比较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个地方,私人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他们得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了学习”而付出的费用或酬金。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而在邻近的地方,采用办合作社的办法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合作社的利润有多少。至于第三个地方,则用纯粹国营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这第三种情况在目前是罕见的例外)。
任务就在于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每个省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经济会议,应把交纳粮食税后余粮如何“流转”的各种试验或办法立即安排好,并把这一工作提到首位。几个月之后,就应当有一些实际结果,以便加以比较和研究。本地盐或外来盐;从中部地区运来的煤油;手工木材加工业;靠当地原料生产一些虽不很重要、但对农民却有用的必需品的手工业;“绿煤”(利用当地小水力来发电),等等——这一切全都应当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一点也不是奇谈怪论,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少争论些字眼吧。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模范的地方工作,哪怕是很小范围内的地方工作,往往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我国目前在农民经济方面,特别在用工业品交换剩余农产品方面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在上述方面,即使只是一个乡的模范工作,也比“模范地”改善某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具有更大的全国性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机关在三年半来竟已沾染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气;我们还不能大大地迅速地改善这种机关,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帮助中央机关作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气,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需要的正是“整体”,即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个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流转——哪怕是在不大的地方范围内——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将要——即使是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但在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来自地方,今后也一定来自地方。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况一般比中央要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城市,而且算得上是全国最糟糕的“地方”。在地方上有两种倾向;坏倾向比好倾向要少。坏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滥用职权,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我不象‘他们’,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为自己挑了这样的角色,即充当帮助白卫分子愚弄工人和农民的奴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带领群众去受白卫分子的恐怖统治。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他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
好倾向就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经济的振兴,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地方上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种好倾向虽然比坏倾向多,但毕竟还嫌太少。可是这些好倾向是有的。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决地做下去。某些工作人员可以而且应当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分,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这是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何况我们还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各地都来广泛地“仿效”这种榜样。
利用交清粮食税后的余粮和利用小工业主要是手工业来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军事上,在最近的对波战争期间,我们就没有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没有害怕“降低官衔”,没有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机关的高级职务)调到下面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某些部务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下面去工作,甚至是担任县的、乡的工作呢?我们确实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还不至于因为下调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模范乡或模范县将起到不仅是巨大的,而且简直是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
顺便说说,必须指出在与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一问题的原则提法上所作的必要的改变,这虽是小问题,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凡是不逃避国家的监督的“正当”贸易,我们都应当加以支持,发展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倒把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正是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说,人民委员会已下令开始重新审查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法令),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政治总结和结论
我还要谈谈,哪怕是简略地谈谈政治局势,究竟目前的政治局势怎样,由于上述经济情况,它起了什么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1921年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1918年时相同。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表现得最为突出。那里很少有表述十分完整、明确、肯定的东西,有的仅仅是“自由”、“贸易自由”、“解放”、“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或改选苏维埃、摆脱“党的专政”以及诸如此类的意思含混的口号。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宣称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他们“自己的”运动。维克多·切尔诺夫派了一位特使到喀琅施塔得去,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首领之一孟什维克瓦尔克,依照这位特使的建议,在喀琅施塔得表示赞成召开“立宪会议”。全部白卫分子简直可以说象无线电波那样迅速地动员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军事专家(是许多专家而不是科兹洛夫斯基一人)制定了在奥拉宁包姆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把许多动摇不定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群众都吓倒了。国外用俄文出版的50多种白卫分子报纸展开了疯狂的宣传运动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大银行以及金融资本的全部力量都来发起募捐,援助喀琅施塔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聪明领袖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直接向傻瓜维克多·切尔诺夫(间接向同喀琅施塔得事件有牵连而被囚禁在彼得格勒监狱里的孟什维克唐恩和罗日柯夫)耐心地解释说,不必急于召开立宪会议,可以而且应该拥护只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
当然,要比妄自尊大的笨伯,如切尔诺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空谈英雄或马尔托夫这样的以市侩改良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骑士聪明一些,并不是难事。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支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还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只能表现出这一阶级的软弱,因此他们动摇不定,空话连篇,一筹莫展。在1789年,小资产者还能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到了1848年,他们已是可笑而又可怜;而在1917年至1921年,他们叫作切尔诺夫之流或马尔托夫之流也罢,叫作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等等也罢,按其实际作用来看,他们都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可恶帮凶和真正奴仆。
马尔托夫在其柏林出版的杂志[102]上声称,喀琅施塔得不仅贯彻了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证明掀起一场并非完全为白卫分子、为资本家和地主效劳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是可能的。这正是妄自尊大的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103]的典型。好吧,让我们干脆闭眼不看所有真正的白卫分子向喀琅施塔得分子表示欢迎并通过银行募款援助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事实吧!同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比较起来,米留可夫说得对,因为他泄露了真正白卫势力,即资本家和地主势力的真正策略:好吧,只要能打倒布尔什维克,只要能使政权变动,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样的苏维埃政权!政权往右变也罢,往左变也罢,往孟什维克方面变也罢,往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变也罢,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至于其余的事,那就由“我们”米留可夫这些人,由“我们”资本家和地主“自己”来办好了,我们几巴掌就能把区区无政府主义者、切尔诺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赶走,就象在西伯利亚对付切尔诺夫和马伊斯基,在匈牙利对付匈牙利的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在德国对付考茨基,在维也纳对付弗·阿德勒之流一样。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非党人员这些市侩式的纳尔苏修斯几百个几百个地被真正讲实际的资产阶级愚弄过,在各个国家的历次革命中几十次地被他们赶走过。这是历史证明了的,这是事实验证了的。纳尔苏修斯们还将继续空谈。米留可夫之流和白卫分子却将继续实千。
“政权稍微向右变动一下或稍微向左变动一下都是一样,只要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掉就行,其余的问题,到时候自会迎刃而解”,这一点米留可夫说得完全对。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全部近代史,一切国家的全部革命史所证实了的阶级真理。零星分散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近代的历次革命中,从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永远会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萌芽形态的这种联合在近代史上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只是时间极短;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这种联合则具有较为发达的形态)。只有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们才会侈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
布尔什维克历尽千辛万苦,在殊死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一支能够实行管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并保卫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四年来经验和实践的检验,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非常明显: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千锤百炼,坚强如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动摇不定;米留可夫之流即资本家、地主隐匿在国外并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问题一清二楚。只有他们才来利用和才能利用一切“政权变动”。
在上面所引证的1918年的小册子里,关于这点曾直截了当地说道:“主要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或者是我们使它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地推翻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摘自1918年5月5日的小册子,见上面)
我们的力量在于能对俄国和国际一切现存阶级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静的估计,其次就在于由此产生的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定的意志,果断的决心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的敌人虽多,但他们是四分五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所有的小资产者,所有的马尔托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所有的非党人员,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内部是直接地团结一致,与世界各国无产者是间接地团结一致;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可战胜的,虽然这丝毫也不排除个别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一时期遭到失败的可能性。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被称为自发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是一种最不定形、最不肯定、最不觉悟的势力。小资产阶级的纳尔苏修斯们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普选”就能消除小生产者的本性,其实这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利用教会、报刊、学校、警察局、军阀机构和种类繁多的经济压迫,去控制涣散的小生产者。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他们的动摇:今天跟着资产阶级走,明天跟着无产阶级走。只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巍然屹立而不为动摇所影响。
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离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已经学会如何装扮成“非党人员”。这一点已经完全证实了。现在也只有傻瓜才看不到这一点,才不了解我们是不会受人愚弄的。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值得盲目崇拜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会议来接近尚未接触过政治的群众,接近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各阶层千百万劳动者,那这种会议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会议变成装扮成“非党人员”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讲坛,那这种会议就有害了。这班人是帮助叛乱者、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装扮成非党人员的,他们的安身之地应该是监狱(或者是国外的杂志社,与白卫分子为伍;我们曾很乐意放马尔托夫出国),而决不是非党代表会议。为了检验群众情绪和接近群众,可以而且应该找出其他的方法。让那些希望玩议会活动、立宪会议和非党代表会议游戏的人到国外去好了,请你们到那里去,到马尔托夫那里去,请你们不妨去领略一下“民主”的妙趣,请你们费神问问弗兰格尔手下的士兵这种妙趣究竟如何。可是我们顾不上到这种“代表会议”上去玩“反对派”的游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他们正窥测时机,一旦发现动摇,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
我们将采用一切方法来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是决不采用那些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得以活动、使对米留可夫有利的动摇得以发展的方法。我们将特别热心地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即来自群众,来自普通工农的真正的非党人员,来担任苏维埃工作,首先是担任经济工作,但决不提拔那些“装扮”成非党人员、暗中推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出的对米留可夫十分有利的指令的人。我们这里有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在工作,其中有几十个担负着最重要的和负责的职务。要多多检查他们的工作。要多多提拔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来接受新的检验,要考验他们,根据实际检验的结果,经常地、坚定不移地、成百成百地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
我们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不很善于领会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亲手”包办“一切”,这样就会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一事无成,而是要去检查几十个几百个助手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在红军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抓出叛变的军事专家,如何识别正直诚实的军事专家,整个说来是学会了利用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对于工程师、教师,我们也在学习这样做(采取特殊的方式),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比在红军中差得多(在那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我们逼得好,使我们不得不比较迅速、比较用心、比较有效地学习)。对于为国家经营的代销商和包买主、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企业承租人等等,我们也一定能学会这样做(也是采取特殊的方式)。
工农群众需要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我们把新生力量,包括非党人员在内,放到有益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做到这一点。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措施,定能有助于这一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挖掉了使小生产者必然动摇的经济根子。至于仅对米留可夫有利的政治上的动摇,那我们会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动摇分子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动摇分子在经济上是依赖别人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动摇分子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又想干,又怕疼,米留可夫又不许他们动。而我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
结束语
现在来总结一下。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
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实行这一过渡。
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
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反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应转变为反对盗窃公共财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支援为农业服务并帮助农业发展的小工业;为了支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供给它一些国家的原料。把原料留着不去加工,是极大的罪恶。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要竭力帮助广大劳动者,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实际上不外乎是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一些“非党人员”,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打发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让他们去自由地领略纯粹民主的种种妙趣,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流思想吧。
1921年4月21日
1921年5月由国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205—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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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94]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于1921年3月底开始写的,4月21日完稿。小册子于5月初由国家出版社刊印,接着又发表于6月出版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1期。苏俄各地出版社随后相继翻印,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同年,小册子被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
俄共(布)中央曾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列宁《论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192。
[95] 《新生活报》(《》)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201。
[96]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05。
[97] 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215。
[98] 奥勃洛摩夫精神意为因循守旧、懒散懈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16。
[99] 指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该计划是根据列宁提出的任务并在他的指导下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是一部600多页的巨著。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外,在10—15年内建设30座区域电站,包括20座火电站和10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总的年发电量达到88亿度,而1913年俄国的年发电量为19亿度。根据计划,工业品产量将比1913年的产量增加80—100%,比1920年增加许多倍,——216。
[10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主持了大会,作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党纲和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就军事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后于3月22日予以批准。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217。
[101]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过讨论。
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并批准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作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17。
[102] 指《社会主义通报》杂志。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是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的杂志,1921年2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1933年3月以前在柏林出版,1933年5月—1940年6月在巴黎出版,以后在纽约出版。——226。
[103]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