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1.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2.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3.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4.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5.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6.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7.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8.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9.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0.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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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
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影响。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具有的历史意义。总结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
【教学内容】
1.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
2.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3.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民族意识的觉醒。
【重点难点】
1.怎样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的影响。
2.如何认识殖民主义的本质,对其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

理论前沿更多


金冲及:怎样看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作出了回答。 但近年来这个问题却又被讨论得很热闹。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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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斌:二十世纪初英美对华鸦片政策与清末禁烟运动
1906年9月20日,清廷颁布禁烟令,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到1911年10月被资产阶级革命起义暂时停止为止,清末禁烟运动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清廷一面于外交上展开积极的交涉,努力寻求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一面于内政上制订和颁了一道道禁烟章程,并认真督促检查,使禁烟运动卓有成效开展。英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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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恩格斯眼中的甲午战争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至欧洲,恩格斯尽管已是74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却仍以哲学家的敏锐思维,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对这场战争作了点评。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影响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智慧光芒。 偏重防御的战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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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珊珊、于淑娟:关于甲午战争的十个争议
甲午战争在爆发前夕就已是举国舆论关注的重心,历经百余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与此同时,它也是争议乃至谣言的重灾区,各种传说在层累的演绎中变得戏剧性十足。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今天,我们整理了10个有代表性的争议,以飨读者。 争议一 慈禧真的搜刮北洋海军的经费了么? 不少人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归咎于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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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宛凉:从明朝到民国中国的禁毒大业:洪秀全曾亲作“禁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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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晚清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人走向世界,早已是极为普通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刚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只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他们的脚步是那样蹒跚、踉跄。那么,晚清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的呢?他们都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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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A: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1864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3000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即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白银。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们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Q: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A: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第一,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了索赔款,抢掠财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第二,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
第三,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
第四,在传教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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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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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同志们: 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联合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这些牺牲者,有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有做各方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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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新年贺词: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在二00二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各族人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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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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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大学生闹事(1),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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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刚才我们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也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观后感触良多,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遭受苦难之深重,付出牺牲之巨大,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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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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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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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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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二讲 列强的铁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

第一章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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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租界示意图

日军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

1890-1910_旅美华工吸食鸦片

圆明园遗址

入侵中国的日本步兵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被八国联军军炮火毁坏的北京齐化门

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11月28日,八国联军在北京紫禁城举行阅兵式庆祝胜利

1900年7月11日,美军第九步兵大队在天津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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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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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
二、如何理解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三、如何评价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四、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反对外来侵略失败的原因?
五、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经历了怎样的觉醒历程?
六、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及其应对。
七、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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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
A:
【背景资料】
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就已经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华贸易进一步扩大。从1760年至1833年,英国对华商品输出总值增长了15倍,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总值也增长了9倍。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而且中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这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为了改变贸易逆差地位,英国资产阶级想尽千方百计,企图以各种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包括酝酿对华战争。这个老牌的殖民国家,早就占领了印度、新加坡、缅甸等中国的周边国家,并把它们作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发展起来了简单的商品经济,也出现了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作坊和手工工场。然而,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备废弛,社会风气颓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整个大清朝已经成为了贪官污吏的虎狼窝,“文官爱钱又惜死,武官惜死又爱钱”就是这个封建王朝的真实写照。
在18世纪中叶以前,鸦片原本是作为药材从国外少量进口的,一般人不吸食。最早贩运鸦片到中国来的西方殖民国家是葡萄牙和荷兰,每年不超过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取了鸦片走私的许多特权,私贩鸦片的活动日益猖獗,中国鸦片输入的数字直线上升。英国殖民者就是依靠与中国的鸦片贸易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地位的。鸦片的泛滥,不仅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质,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摧残了社会生产力,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财政日益枯竭,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以林则徐为首的部分官员主张严禁鸦片,并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从而掀起了一场禁烟运动。
【难点所在】
通过对资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的进一步了解,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是如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从而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问题解析】
1.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
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消息传到英国,立即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反华的叫嚣。1840年6月,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英军的炮火下,清政府统治集团逐渐分裂为抵抗派和投降派两股势力。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等坚持严禁鸦片,抵御侵略,成为抵抗派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张加强战备,组织和利用民众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抵抗侵略者。从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爱国将领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及其他一大批爱国官兵壮烈殉国。而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投降派原本就反对禁烟,他们惧怕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散布失败主义情绪。
道光皇帝摇摆于抵抗与不抵抗之间,最后屈服于英国殖民者的大炮,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美法两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攫取了多项侵略权益:第一,强占香港。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还可以控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地区。第二,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共赔偿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偿还商欠300万银元,共计2100万银元(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元不包括在内)。第三,五口通商。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各口岸派驻领事,设立领事馆,管理英国商贾事宜。这就从根本上宣告了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破产,使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迅速在中国沿海伸展开来。第四,协定关税。中国征收海关关税须同英国共同协议订定,关税税率没有英国人的同意不得更改。这就为洋货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中国海关也从此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第五,领事裁判权。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诉讼,首先由英国领事调停,如果调停不成,再请中国官员“秉公断案”。英国人犯法,要按照英国法律进行审判,这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治外法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人不仅无权管理外侨,而且也不得进行自我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第六,片面最惠国待遇。各国在华享有的特权和利益,英国可以同享,但中国却不能从英国得到同等待遇,所以这是一种片面最惠国待遇。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在华最惠国待遇后,就意味着无论哪个国家对华侵略得逞,所有外国列强都可“利益均沾”。这就使资本主义各国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联合阵线,成为中国难以解脱的枷锁。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外国列强迫切要求扩充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于是他们决定再次打开中国的大门,深入中国内地,取得增开商埠、降低子口税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新的特权。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了开辟中国市场,那么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为了扩大侵华权益。
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它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次战争历时四年多,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虽然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落后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无法抵挡侵略者的铁蹄。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他们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造成了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清政府战败后,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的帮凶俄国和美国,则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侵略者又在中国得到一些新的特权。这是继《南京条约》后,清政府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空前出卖。
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西方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勾结。1861年1月,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政府开始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标志。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互相勾结利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外国列强又掠夺了大片中国的领土和巨额赔款,夺得了更多的殖民利益,进一步扩大了在华侵略的范围,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长江各地,并且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侵略者夺取了香港和东北大片领土及巨额军事赔款,并获得了许多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使中国在政治上开始丧失独立主权,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的司法、关税等主权也开始丧失,并受制于外国列强。列强在被迫开放的中国商埠设立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租界成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据点;“协定关税”和海关管理权的丧失,破坏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城乡手工业逐渐衰落,农产品开始商品化,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沿海、内河的航行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更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自由出入,使列强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且可以穿堂入室,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可以享有同等的侵略特权。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开始从属于这个最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人民从此肩负着反对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任务。鸦片战争既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起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中日甲午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这时候,外国列强的国内投资已经饱和,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这些资本必须到国外寻求更广阔的投资场所。因而,占领更多的殖民市场,为资本输出寻找出路就成为列强的头等大事,还没有完全被瓜分的中国成为他们争相掠夺的地区。
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边疆危机此起彼伏。1883年,中法战争的烽火燃起。在中越两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中国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然而,中法战争却出现了离奇的结局,打了胜仗的清政府,居然“乘胜求和”,向在关键战役上吃了败仗的侵略者屈膝议和,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侵略者不仅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还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法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外恐惧、软弱的心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在1894年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英勇抵抗,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主权,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为掩护旗舰,指挥受重伤的“致远”号全速冲向敌舰,不幸为敌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左宝贵血溅平壤,丁汝昌、刘步蟾以身殉国。他们在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但清朝政府腐败透顶,统治者昏庸无能,他们执行“避战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奉行所谓“以夷制夷”的对外方针,妄想依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互相牵制,维持半殖民地的“和平”。帝国主义列强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地把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境内。辽东人民纷纷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投降,抵制了人民的反抗斗争,人民群众的力量不仅得不到发挥,而且遭到破坏,最终无法改变中国失败的局面。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清军陆军主力损失殆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清政府把自己的耻辱和无能全部写进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这个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清政府签订的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合成环抱渤海的形势,共扼北洋之门户。日本占据辽东,不仅直接威胁天津、塘沽和山海关一带的国防安全,同时还造成“京畿不能一日安枕”的危机局面。而台湾岛是我国沿海的第一大岛,不但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台湾海峡还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航行要道。日本侵占台湾不仅对台湾同胞进行殖民剥削,而且据以对中国东南沿海大肆侵略。《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这样数额巨大的赔款全部被清政府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马关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帝国主义在华的通商特权,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中国设厂,并且享有各种“优例豁除”。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进一步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首先,空前巨额的赔款,迫使财政困难的清政府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从而使得帝国主义通过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控制清政府,并且为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勒索中国开了恶例。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年里,清政府被迫先后三次向俄、法、英、德借款3亿两白银。这些借款利息高、折扣大,还本付息时,竟然达7亿多两白银。其次,帝国主义纷纷在华投资设厂、筑路开矿,加紧进行经济掠夺。他们利用特权逐渐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航运,操纵中国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并把中国作为商品倾销市场,直接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日本割夺中国大片领土,直接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实际上成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开辟“租借地”的狂潮。俄国以还辽为由,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随后,整个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则以两广和云南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广州湾99年;德国则在1897年强租胶州湾99年,把山东划为势力范围;英国则巩固其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并向南北扩张,1898年又逼迫清政府,强租九龙半岛99年;日本除霸占台湾以外,还把福建划为势力范围。美国因为忙于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群岛的战争,无暇顾及,晚来一步,于是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利益均沾,机会均等”,承认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享有同等特权。这就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更加渺茫。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瓜分,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促使中国社会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就以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旗帜,遭到了一切帝国主义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的歪曲和污蔑。义和团运动如急风暴雨迅速席卷京津,波及全国,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保护并继续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伪装支持承认义和团,另一方面则积极调兵遣将,企图控制消灭义和团。但是,清政府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义和团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
帝国主义知道清政府已经无法镇压义和团运动,便策划直接武装干涉。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殖民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公然对中国发起了近代历史上最野蛮的侵略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及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大举进犯使清政府感到畏惧和恐慌,顽固派想通过联合并利用义和团来打击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因此对帝国主义宣战。然而,腐朽的清政府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上是不可能坚决的,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更不会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并无胜利把握的战争上。出卖义和团来取得帝国主义的休战,这是清政府保持腐朽统治的最后途径。很快清政府由支持义和团的反侵略转而与八国联军一道镇压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
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从统帅到士兵,从主教到教士,从公使到译员,都无耻地参加了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西什库教堂被抢来的货物堆满,在颐和园抢劫的珍宝,侵略者用骆驼连续运了好几个月还没有运完。
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到了极致的《辛丑条约》。第一,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赔款总数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以关税、盐税、厘金支付。这就是说,除田赋以外,中国所有的税收皆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几乎陷入绝境。第二,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城至滨海间的各炮台,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由外国派兵驻守。第三,划定使馆界,并准许驻兵,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驻军,使北京城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监视之下。第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处死。清朝官吏要负责替侵略者“弹压惩办”中国人民的反抗,镇压不力或不及时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第五,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外务部成为清政府专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机构,标志着清朝政府成为了一个“洋人的朝廷”,完全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主权的最大一次勒索。帝国主义与清政府进一步勾结起来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化,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取得了在使馆界内和一些重要城镇的驻兵权,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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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社科司主编.中国革命史(试用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见: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Q:
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经历了怎样的觉醒历程?
A:
【背景资料】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始终是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奋斗交织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西方的侵略,寻求救国道路的实践。一次又一次探索,一次又一次失败,都是中华民族民族觉醒的里程碑。
中国人开始了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艰难历程。鸦片战争失败,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意识到了西方物质技术的先进,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正式迈开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欧风美雨”的到来,催生了中国早期的维新主义思潮。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逐渐转向发展资本主义。这就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下,看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方案,希望通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希望以温和的手段进行变法维新,以图发展资本主义。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
【难点所在】
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决定了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这些失败极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和求索,激起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刺激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另一方面,催生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开始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
【问题解析】
1.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师夷长技以制夷”
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深睡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觉醒。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93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朝官员鄙薄夷人、唯我独尊的观念,开始了解西方世界,并且学习西方的技术。
林则徐组织翻译人员,通过翻译英文书报来了解西方世界。他们编译了《华事夷言》、《各国律例》和《四洲志》等,使中国人了解世界形势。《四洲志》主要介绍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比以前出现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内容更丰富,介绍的国家更多。此书还率先介绍英、美等国的议会政治和美国总统选举制,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林则徐还打破惯例,直接同外国人接触,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并通过他们熟悉外国情形。
林则徐亲眼目睹了英国舰船的快速与灵活,深感中国水师的落后,设想建立一支“船炮水师”,也就是由军舰和新式火炮武装起来的近代海军。他还整顿水师队伍、增修炮台、加强海防,并且购买外国武器,进行研制和仿造。
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在《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理解的“长技”主要是指“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然而,林则徐、魏源的急切呼声,并没有将大清王朝从春秋大梦中唤醒。
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使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的支撑下,掀起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提倡所谓“自强新政”,大力兴办军事工业。他们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聘请外国人训练军队,练习洋操,并且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开办兵工厂,仿造洋枪、洋炮和弹药等军火。洋务派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事企业。洋务派官僚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这些近代兵工厂,所生产的舰船、枪炮、弹药,概由政府直接调拨军队使用,不计产品价格,更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生产经费全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这些军事工业的盛衰,主要决定于政府拨款的多寡,不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此外,这些工厂在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又处处依赖外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质。洋务派的这些军事工业,并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资本主义企业,依然是封建官营工业。它们与旧式封建官营工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已经不是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而且雇用了一些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即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些军事工业虽然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官营生产的旧质态,却已不纯粹是昔日封建工业的简单翻版。从它们使用大机器生产和利用雇佣劳动者来看,已经体现出近代中国生产方式中新陈代谢的过渡形态。
然而,这些军事企业在创办过程中皆遭遇各种困难,洋务派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难以为继。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清政府财政也日益枯竭,难撑危局。洋务派在备受困扰之后,终于明白,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国富民强。
为了改变经费拮据的状况,学习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路径,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首先,创办军事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兴建民用工业可以开辟财源;其次,近代工业本身是一套联系紧密的系统工程,军事工业如果没有原料、燃料的供应和运输电信等方面的配合,它就无法正常运转。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转入“求富”阶段,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质的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钱作资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业。开办之初,往往有一笔官款作本,但须分年取利抵还。照洋务派的说法,叫做“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商合办”名义上是官与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实际上仍由洋务派官僚控制。这类旨在“求富”的民用企业,以采矿、冶炼、铁路交通运输和纺织业等为重点,具有抵制列强经济侵略和“求富自强”的双重目的。
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兴建的民用企业主要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台湾基隆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热河平泉铜矿、天津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华盛纺织总厂、大冶铁厂、汉阳铁厂、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湖北纺织四局等。随着工业投资的大幅度提升,洋务运动的轴心开始由军事转移到经济,目的是寓强于富,以富求强。这些民用企业基本上都是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谋取利润。因而,这些民用企业与军事工业不同,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由洋务派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的名义把持,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它们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业内部充满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这些民用企业往往好景不长,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侵吞,有的被迫转手让给私人经营。
在军事方面,洋务派筹办海防,相继向英德等国购买和自造各种舰船,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并在1885年建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随后,洋务派强调“大办水师为主”,实际上,主要是建成北洋舰队,并陆续完善北洋舰队的工事防御体系。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民用工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兴办了近代教育事业。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翻译人才的急需,通过谙熟外文以探求西学而图自强,扭转危局。这种教育事业是跟随洋务实践的发展同步行进的。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同外国人交涉“语言不同,文字难辨”的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初相继设立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入馆学生专习英、法、德、俄等外文。后来又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等课程,并先后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相继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如福州堂艺局、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鱼雷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湖北采务工程学堂、天津北洋医学堂等,开辟了与传统科举制度迥然不同的育才途径,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胚胎。
然而,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痛定思痛,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物质技术只是舍本逐末,只有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自强起来。
2.早期维新主义思想
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阶级,但在一些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种带有资产阶级维新性质的思想动向。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或直接接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或间接了解了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也有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官僚和买办,成为了资本主义最早的代言人。他们的维新思想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意识,并且有大体相同的政治倾向。他们大都曾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或参加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形成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的思想主张被称为早期维新主义思想。马建忠、郑观应是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期维新主义思想是从批评洋务运动开始的。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看到洋务运动既不能挽救清朝统治,也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因此对洋务运动进行批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马建忠(1845—1900),江苏丹徒人。“初学举业,后改习洋务”,在上海学会英文和法文,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充当翻译,后来入巴黎大学读书,取得学位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马建忠在巴黎时,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深感洋务运动无法使中国富强,而富强之本在于“护商会”、“得民心”,单讲洋枪、洋炮、新式军队,是本末倒置。他还指出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认为其影响了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890年马建忠写成《富民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维新思想以及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他主张奖励发展茶丝生产,并采取轻税政策,扩大出口;发展机器织布局,夺洋人之利;发展矿冶业,开采煤铁金银各矿。为了使中国富强,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建议清廷略仿西方各国设立商务衙门统筹工商业,反映了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然而,马建忠的维新思想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著有《盛世危言》。曾担任过英国轮船公司买办,后来协助李鸿章办理轮船招商局事务。郑观应亲身游历了西方各国,认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道,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他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 “遗其体而求其用”。在政治上,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但他批评美法等民主国家的议院,热衷于英德两国那样的君主立宪政治,想在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上,谋求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企图不经过革命流血的斗争,使绅商们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建议设立商部,南北洋分设商务局,各地设立商会,习商战,奖励出口,实行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政策。他反对“官督商办”,要求清廷准许民间自办或集股兴办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等企业。他还建议清廷派人出国考察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等,回国后改进农副业生产。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对中国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进行修改,或废除,以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国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发展的目的。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实行武科、文科并举,另立一科专试西学。在各州县设立小学,省会设立中学,京师设立大学,翻译西方各国有用书籍,培养人才,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参政权。
此外,王韬、薛福成、宋育仁、陈炽等人也公开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的体制。王韬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进行比较,认为“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佳。他提出中国要谋求富强,只有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宋育仁在《时务论》一书中,批评洋务派办洋务、学习西方是“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结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使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陈炽在《庸书》中提出仿效西方议会制度。这些具有初步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思想,反映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甚至包括那些开始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和官僚的政治经济要求。尽管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缺乏系统的维新理论,但是他们的思想为甲午战争后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了必要的铺垫。
3.关于改良派与救亡图存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甲午战争血雨腥风的洗礼,民族危机的加剧,唤醒了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涌现了一股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并迅速转变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次尝试。改良派救亡图存的努力是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广联人材,开创风气”,宣传变法维新主张。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写了5000字的上皇帝书。他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主张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为培养立志变法维新的人才,他于1891年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康有为打破传统的书院教育,引导学生跳出科举制度的樊篱,跟着他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研究变法理论,著书立说。《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就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其意图在于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的经典,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受到巨大的冲击,打击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开拓思路,并奠定理论基础。
1895年4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震惊了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省举人。他们纷纷到都察院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康有为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维新造势。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1.4万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建议,并详细论述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政治纲领。5月1日,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开会讨论,后许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翌日,万言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行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过问朝政的压制,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改革思潮转变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标志。
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份宣传变法维新的刊物《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由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编辑文稿,主要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变法图强。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努力推动下,通过向那些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官僚游说,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了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政治性社会团体——“强学会”。强学会不仅得到了帝党的支持,而且还有洋务派等开明人士参加,很快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促使了维新变法呼声的高涨。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并出版了《强学报》。然而,维新变法的活动遭到了顽固派的阻拦,慈禧太后下令查禁《中外纪闻》,封闭强学会。接着,上海强学会也被解散。
顽固势力的压制并没有阻挡维新变法思潮的扩展。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这一著名论文,深受知识界的欢迎,使变法维新的理论得到广泛传播。1897年10月,在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的支持下,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总教习,唐才常、谭嗣同等任分教习。梁、唐、谭等在时务学堂广泛介绍西学,宣讲变法理论。后来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南学会。1897年秋冬,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中心。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既给人们敲起了民族危亡的警钟,又使人们看到了可以争取民族复兴的前景,成为爱国维新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7年,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所以上,极大冲击了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1898年1月底,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基本内容是:(1)召集群臣,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明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2)设“上书所”,以广开言路,让官吏和士民自由上书,凡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有符合要求的,就破格任用。(3)在宫廷中设制度局,以定新制,选拔有才干者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对旧章法视不同情况或废除或保留或修改,并定出新规章,颁布施行。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度支(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主管政会、学会、教会、游历等事)、陆军、海军等12个局,负责各自领域的改制工作。这个变法纲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要求。改良派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全国推行变法,并让其参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壮大维新变法声势,全面改革政权机构。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从这一天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百日维新”。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作风;广开言路,准许自由组织学会,提倡上书建言,严禁官吏借故阻止。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广办邮政,成立丝茶公司;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路,取消旗人由政府供养的特权。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等。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式军队,改用西法练兵。
百日维新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经济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促进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传播的措施。但它并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良运动遭到了强大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密谋策划,发动了政变。慈禧太后重新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用他们的鲜血宣告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4.孙中山与振兴中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退出历史舞台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勃兴。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由爱国逐渐转向革命,使民主革命的潮流奔腾起来,而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接受的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在广州酝酿组织“兴中会”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还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计划。后来,孙中山草拟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进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1894年春,孙中山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他们的建议毫无兴趣。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毅然摒弃了和平改革的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革命目标。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赶回香港,策划武装起义,并筹建香港兴中会。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健全了组织规定。孙中山的革命纲领,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决心。经过半年的准备,革命派定于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起义,袭取广州作为根据地。但事机泄露,70余人被捕,陆皓东等牺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点燃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点星星之火。1900年,孙中山派兴中会会员郑士良率领三合会600余人在惠州举行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军十多天发展到两万多人。为取得海上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挺进。虽然士气旺盛,血战半个多月,但由于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禁止军火出口,破坏了孙中山的原定计划,致使起义军弹尽援绝,两万多人很快瓦解。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也告失败。然而,“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见《孙中山选集》,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这次起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促进了进步人士对革命党人的理解。
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广泛传播,涌现出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革命团体也纷纷成立,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长沙正式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共推黄兴为会长。两湖革命知识分子先后有四五百人参加了华兴会。1904年冬,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此外,各地还有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相继建立,如上海的福建学生会、安徽的岳王会、湖北的日知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建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准备了前提条件。
在孙中山、黄兴等的努力下,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制定了完备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并且明确提出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不久之后,创刊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纲。“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鲜明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它主张通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它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揭示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主题,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一方面与改良派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大论战,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继续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联合湖南会党在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醴陵地区起义。清政府急调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五万多人四面围攻,三万多起义军仅靠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英勇奋战,最后失败。1907年7月,光复会领导人之一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巡警学堂的学生占领军械局,发动起义。但起义者遭到清军包围,虽殊死奋战,却寡不敌众,徐锡麟被捕,并惨遭杀害。1908年11月,革命志士安庆新军队官熊成基率领马炮两营新军起义,进攻安庆城。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成功。这些起义促使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并决定将策反重点由会党转向新军。从1910年2月至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两次著名起义。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等在广州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然而,旧历除夕的2月9日,广州城里发生军警冲突,形势骤变,原定于2月24日的起义提前到2月12日。倪映典率3000多名已经参加同盟会的新军进攻省城,途中突遇清军,倪映典不幸中弹身亡,起义军顽强抵抗,最终失败。
为了振奋同盟会干部的士气,孙中山和黄兴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并从1910年开始准备发动黄花岗起义。一是派人到新军、防营和广州附近的会党、绿营、游勇中活动;二是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三是选拔骨干800人组成敢死队,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以赵声、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司令,计划分十路进攻广州,然后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与长江各省义军会师北伐,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但因起义所需的军火从香港运到广州时被清军查获,仓促起义,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总督署等清地方政府官署,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巷战。革命党人置生死于度外,奋勇战斗,杀伤大量清军,自己也伤亡惨重。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100余人牺牲,其中72人合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清政府于1911年初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实质上是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一政策直接损害了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利益。因为铁路收归商办以后,资金来源除“商股”外,地方政府还附加了“铁路捐”,这些负担也由普通劳动人民负担。因此在湖南、四川等地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斗争尤其激烈。清政府顽固坚持卖国立场,镇压人民的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惨案”。四川人民怒不可遏,由“文明争路”转向武装斗争,同盟会组织20余万保路同志军起义,攻取州县,并向成都进军,清政府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这次武装斗争为辛亥革命风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长期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了革命烈火,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有15个省市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武昌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1911年底,“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地位。临时政府制定了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统治,从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再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了。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斗争。
【参考文献】
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见: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节选)(189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Q: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反对外来侵略失败的原因?
A:
【背景资料】
从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但都失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
社会制度的腐败。早在15世纪后期,中国就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并缓慢发展,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逐渐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中国长时期保持着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在文化方面,清政府采取严厉的文化专制,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束缚民智,并且大兴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这时却是弊政丛生,贪污成灾,军备废弛,人民生活困顿。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解体。
经济技术的落后。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一个工业革命的时代。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作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了顽固的历史沉疴,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中国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帝国主义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和资源,阻碍并破坏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另外,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难点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总是失败。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怎样从社会制度和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来剖析失败的根源?
【问题解析】
1.关于社会制度的腐败
在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衰落时期。清朝政权是以极端专制的皇权为核心的封建政权。
政治制度方面,实行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皇帝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清朝政府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只能根据皇帝的旨意处理军政大事。中央机构设置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其他中央机构基本是闲散衙门,缺乏明确的职责和分工。而清朝吏治腐败,官僚昏庸无能,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官府声名狼藉,更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失去了管理国家事务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功能。当时流行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就是真实情况的写照。执掌大权的满族贵族只知道吃喝玩乐,汉族官僚阿谀奉承,“多叩头,少说话”成为他们做官的诀窍。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皇权和各级官员的权力是高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官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对上负责,对皇帝负责,而对百姓的生活漠不关心。
文化制度方面,清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用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束缚和禁锢人民的思想,反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妄自尊大,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落后于西方。
军事制度方面,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封建政权的基本支柱。然而,自乾隆年间后,八旗兵和绿营兵逐渐腐败。武官克扣兵饷军粮,士兵常常扰民劫财。道光年间,军队里吸食鸦片、聚众开赌场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八旗兵和绿营兵缺乏操练,军官不懂战术,士兵漫无纪律,这样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保卫国防的能力。
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种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下,各地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财产高度集中,致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害怕中外正常的经贸交往会影响封建的经济基础,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孤立和停滞。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又无力保护本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无力与外国列强相抗衡。而广大农民、手工工人和封建剥削者的矛盾不断加剧,导致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逐渐高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间秘密结社十分活跃。
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九年,遍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五省,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天理教在河南发动起义,参加的居民阶层非常广泛,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甚至连皇宫里的勤杂人员也预谋响应,起义群众曾一度攻进皇宫。这些地区性的农民起义不断出现,表明清朝封建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
封建的上层建筑已经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进行了“变事”不“变制”的自强运动。洋务派秉承“中体西用”的宗旨,接过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开始拥有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打开了封建制度的缺口。然而,民族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的绳索而健康发展。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地主阶级自强之梦的破灭,最终中国濒临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机。
在这种腐败的社会制度下,清政府很快沦为外国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一方面,清政府无力与列强对抗,另一方面,列强也无意替代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双方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清政府充当了列强在中国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代理人,同时又借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与列强讨价还价。如同李鸿章所言,列强对中国的做法是“欲胁各官以治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而清政府一旦不堪忍受列强的胁迫,就搬出人民来加以搪塞。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代表人物,要求清政府开放政权,呼吁实行君主立宪。20世纪初,清政府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以后,陷入内外交困而不能照旧统治的境地,不得不被动推行所谓的“新政”,导演了一场“预备立宪”的骗局。这是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进行“改制”的最后一次尝试。
在政治方面:首先,改革官制,设立商部等,裁撤了中央和地方一些闲散重叠的政府机构;其次,开始着手按照西方模式修订法律,并推进司法管理。这场改制进行的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变革设计,制定的大量法律,是洋务运动时期所没有的。但此次改革官制,基本上只是对一些衙门官署进行裁并改换,并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
在军事方面:停止武举,在各省兴办武备学堂,大量裁汰绿营、防勇,建立包括常备、续备、巡警的军制。
在经济方面:逐步制定奖励兴办近代工商业的制度,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进一步放宽对民间近代工商业的政策。
在文教方面:改革科举考试,逐步废除八股文,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改变旧的教育体系,开办新学堂,鼓励留学等。
这是清王朝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体制进行的一些变革,客观上顺应了近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潮流。然而,清政府以“预备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变革,清朝统治集团在新政中并没有改变其封建专制的本质。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各纲要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封建制度的腐败,亦未曾减轻官场黑暗,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2.关于经济技术的落后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业革命,英国首先把蒸汽机应用于纺织工业,随后又应用到其他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也发生重大变革,铁路和轮船开始普遍应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急剧发展。
然而,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还是一个衰落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制度是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的基础。作为社会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的现象十分普遍。地租依然是封建地主剥削贫苦农民的主要方式。赋税是清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是供养皇室、官僚和军队的资金来源。而赋税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每年收入5400万两白银,外有漕粮600多万石。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官僚,一方面增加地租,把分担的田赋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另一方面还隐匿田亩数目,逃避田赋负担。因此,为数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十分落后,而且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放眼世界,近代国防已逐渐告别冷兵器时代,刀剑功夫已经不再是铁马金戈的重头戏,战争的胜败完全是依靠军事科学技术和军费的堆积。而清朝政府却既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
清军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尽管清军使用的武器不再是单一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还有鸟枪、火炮等热兵器,但是枪炮的质量实在堪忧。中国是最先发明和使用火药与管形火器的国家,但历代统治者并不重视这些发明的军事价值。明朝所使用的火器是根据西方的“佛郎机”、“鸟铳”等形制与规格仿制,清朝的火器又是根据明朝所使用的武器来复制。鸟枪作为清军主要的热兵器,还是根据明朝嘉靖年间从日本倭寇手中缴获的葡萄枪“鸟铳”改制而来,它的枪身太长,无法再装枪刺,点火装置落后,射速慢,射程短,而且制造技术依然依赖于手工劳动,枪管厚薄不一,造成弹道极不规范,命中率低。并且由于康乾以后,战事明显减少,清军的鸟枪还缺乏定期报废和更换制度,使用周期太长,一般长达数十年,甚至还有166年未曾更换的例子。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政府临时赶制了一批鸟枪,其质量尤其低劣。由于军费不足,即使如此低质量的鸟枪也不能完全保障供应,所缺部分多由刀矛弓箭之类的传统兵器代替。据估计,当时全国范围内,鸟枪之类的热兵器与刀矛弓箭之类的冷兵器的使用比例各占一半。
清军的火炮也十分落后。由于冶铁技术落后,铁质不纯,火炮的气孔气泡颇多,演放时容易发生炸裂事故,先伤射手。为了克服气泡气孔的毛病,清军不是考虑如何迅速提高冶炼技术,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或者减少火药的填量,使火炮的威力大大降低,或者加厚火炮的管壁,使原先并不轻巧灵活的火炮变得更加笨重。清军的火炮制造完全是仿制,不懂管身与口径的比例与火门的合理位置,炮管与鸟枪的枪管一样,制造极不精确,造成弹道紊乱,十分不安全。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加强虎门的防卫力量,增设新炮,在试放过程中,就有六门火炮炸裂。这些火炮大都没有瞄准器,也没有灵活机动的炮架。 
清军军舰的落后就更加明显。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拥有的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其他零散的水师镇、水师协、水师营更是如此。清朝的水师只是以辑捕海盗为目标,而并不是以对付外国军舰的海上侵犯为目标,水师的主力既非集中在舰船上,也不是在从属于舰船的勤务分队中服务,而是分头驻守在沿海、沿江的炮台、城寨和其他要塞。清朝许多国防要地的陆上防务也要水师负责,这样既无制海权可言,又谈不上海、陆两军的有力配合。
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总量较小。在中国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小生产者除了维持自身的温饱之外没有多余的财富,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极度贫困。其次,中国是一个非常不重视技术的国家,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从发明、创造到用于生产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这对中国人来讲也是无能为力的。再次,外国列强入侵中国,一方面勒索巨额的赔款,另一方面进行商品倾销,使得本已贫困的中国经济更为贫困了。加上列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
洋务派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局面。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他们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发展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全属官办,资金来自官方拨款,没有成本效益的概念,其发展快慢完全取决于拨付资金的多少。军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极大地依赖国外,工厂聘请外国人做顾问、监督和技术工人。虽然生产出一批船只、枪炮、军火,但无论是机器还是原料、零部件,都是从外国购买,价格非常昂贵,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民族工业。民用工业虽然吸收了一部分私人资金,但完全由官方控制,企业内部弥漫着浓厚的封建官僚气息。负责办理这些企业的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根本没有心思经营管理,从而导致企业经营不善,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无力和外国企业相竞争。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没能担负起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历史使命。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之中,发展非常困难。它们一般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只能从事最简单的轻工业生产。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民族企业从原料收购到市场销售都面临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在1900年之前,民族企业虽然有缓慢发展,但在中国的经济中始终只占有很小的份额,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因而难以抵挡外敌的入侵。
【参考文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4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
Q: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A:
【背景资料】
1840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史。
【难点所在】
如何理解近代以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的屈辱与苦难?为什么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抗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为什么说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抗争,才避免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问题解析】
1.人民群众的斗争
(1)从三元里抗英到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参加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1841年5月,广州城郊和南海、番禺等地的民间义勇武装,自动偷袭英国战船,配合官军作战。与此同时,虎门有一个举人组织民船,在穿鼻洋面夜袭火烧敌船。5月29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村抢掠并调戏妇女,其中有数人被怒火冲天的群众当场打死。为了抵抗英兵的报复,三元里一些爱国士绅及民众自发地在牛栏岗集合商议,成立了抗英义军指挥部,组织起一支由农民、丝织工人、打石工人、沿海渔民等组成的抗英武装,拉开了一场永载史册的抗英斗争的序幕。
5月30日晨,三元里人民集合5000人进攻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诱敌到牛栏岗附近的丘陵地带。英军司令慌忙带领2000名侵略军,携带火枪大炮气势汹汹地冲下炮台。三元里人民且战且退,牵着敌人的鼻子往牛栏岗走。而埋伏在牛栏岗附近的万名农民、工匠则手持大刀长矛,一齐冲杀出来,以原始的冷兵器与敌人展开肉搏。正巧此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英军枪械失去火力优势,三元里民众勇气倍增,猛烈厮杀。英军仓皇后退,有一个连还陷入了水田和泥沼中。3000余名民众将其包围,并缴获了他们的火枪。最后英军从四方炮台派出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来救援。次日,抗英义军包围了四方炮台。英军急忙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解散义军。在广州官府的干预下,义军被解散,英军如惊弓之鸟,撤到了虎门之外。
三元里人民在这次抗英斗争中,打死打伤敌兵近50人,缴获大量战利品。英国侵略者在三元里遭到了进入虎门以后从未受到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在侵略者眼里,“蛮荒落后”的中国百姓,敢于以最原始的武器,有组织地抵抗洋枪洋炮的进攻,这是一个严正的教训。在清政府软弱妥协的情况下,三元里民众显示了中国民众中蕴涵的伟大力量。
三元里斗争结束不久,广州北郊群众又利用社学作为团结和发动人民进行抗英斗争的组织。1842年夏,升平社学开始组建团练,其他各地的社学也相继成立,广州城厢一带也出现了团练。爱国士绅成为领导社学抗英斗争的中坚力量,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团练的主体,参加者多达10万余众。
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利用手中的不平等条约,首先提出在广州强租土地。1843年曾企图在黄埔租地,后又企图租借洋馆附近的新豆栏道,因人民群众的反对未能得逞。1847年,英国公使以兵舰相威胁,强租广州河南一带的土地,两广总督耆英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传令土地业主商议价值,但英国人却擅自带领人马前去丈量,插旗志界。这种强盗行为,遭到了广州城厢人民的一致抗议,掀起了反租地斗争。
然而,租地只是英国侵略者的借口,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进入广州城。各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原本都是居住在城外洋馆中。1846年1月,英国侵略者胁迫广东官府发布告示,禁止绅民阻挠英国人入城。这种压迫政策引发了广州城内严重的骚动,愤怒的群众撕毁了官府的告示,在城厢内外遍张揭帖,揭露官府贪爱夷利,相约在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1847年4月,英国公使率军舰闯入虎门,进入内河,要求入城和租地,社学义勇和街约团勇严加戒备。两广总督耆英在侵略者和人民群众的双重压力下,只得暗中与英国密约,许以两年后准入城。1849年,英国人依此密约,再次提出入城要求,并把军舰驶入内河。社学调集10余万义勇,日夜操练,准备迎敌,珠江两岸,义勇呼声震天动地,使侵略者大为震惊。爱国士绅和人民群众坚决的抗英士气,阻止了英国侵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实现进入广州城的企图。1857年底,英法联军5000余人逼近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举措失当,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广州很快沦陷。
(2)从太平天国抗击外来侵略到反洋教斗争。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激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人民否认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压榨的革命运动。
1851年1月,金田起义揭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序幕。从金田起义到奠都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14年,纵横18个省,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勇抵抗,使侵略者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印度的狂妄企图破产。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时期,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反抗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也要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862年4月3日,英法侵略军2000多人,在英军统帅的指挥下,联合华尔的“洋枪队”,进攻上海郊区王家寺。此前几天,英军击毁了300艘太平军的军需船队。4月27日,英法侵略军4000人和李鸿章淮军一部联合进攻嘉定。守城的太平军,以大刀长矛为武器,英勇抵抗。5月,英法侵略军出动军舰,派出陆战队伙同清军进攻驻守宁波的太平军。太平军顽强抵抗,致使法国舰队司令重伤毙命。侵略军攻陷宁波以后,成立了清法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常捷军”和清英勾结的“常安军”、“常胜军”,疯狂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抗击外来侵略,屡次重创敌军。1862年9月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1863年1月至2月,太平军在绍兴屡败侵略军,“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塔提夫先后被打死。太平天国以波澜壮阔之势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气焰,表现了中国民众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太平天国根本否认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否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特权,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太平天国也动摇了晚清封建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瓦解。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历史和阶级条件的限制,缺乏科学的理论,没有彻底战胜封建思想的武器,农民阶级没有能力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披着宗教的外衣,加紧推行文化侵略政策。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广大地区设立教区,建立教堂,实际上这些教堂都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19世纪末,天主教、基督教已经遍及中国各地。帝国主义传教士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到处侵权夺利,收集情报,散布殖民主义毒素,有些教堂甚至非法组织武装力量,把枪口对准中国人民。传教士的侵略行径激怒了人民群众,使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掀起了一场反洋教斗争的高潮。资本主义侵略的加速,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破产,长江流域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这次反洋教斗争的主力就是这些劳动人民和无业游民,会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者,斗争方式已经由一般的骚动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870年6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当时正值瘟疫流行,天津天主教育婴堂内有不少婴孩患病死亡。大量传言说教堂有意杀害婴孩,引起群情激愤。官府于是带疑犯去天主教堂对质,愤怒的群众把教堂团团包围。法国驻天津领事蛮横无理,甚至开枪恫吓,枪击天津知县,伤其家人。群众群起而上,当场将其打死。然后,各地群众聚集,焚烧教堂。两座法国教堂被焚毁,四座英美教堂遭破坏,法国驻天津领事及秘书等几十人被杀。
1886年7月,四川重庆发生了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这次斗争的起因是美国传教士为了置地建教堂,不经群众商议允许,强制拆毁房屋,激怒了民众,于是他们群起捣毁各处洋房教堂,并放火烧掉教堂。“重庆教案”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外国传教士在龙水镇重修教堂,1887年群众又将重建的教堂拆毁。1890年8月,再次重建的教堂将竣工,教会为防止群众再次拆毁教堂,于是勾结官府下令禁止“迎神赛会”(前两次群众拆毁教堂都发生在“迎神赛会”期间),并要求官府派兵守护。侵略者的压迫,无法震慑群众的义愤,群众再次捣毁教堂。挑煤出身的余栋臣率领大足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种种侵略罪行和传教士种种“无法无天”的侵略活动,并揭露官府“助纣为虐”的丑恶嘴脸,号召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清政府对起义军,一面进行镇压,一面实行分化。起义军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开始动摇、叛变。起义军坚持了两年,最后失败。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江苏省也发生了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1892年,松江人民焚毁教会育婴堂;扬州府甘泉县乡民不约而聚,围攻教堂;娄县出现号召打洋教的匿名揭帖;金陵人民砸毁教堂的墙垣门窗。
1887年,福建省福安县因改建教堂,民众与教会不和,群众起来捣毁数处教堂,青壮年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仇”的口号。1888年,广西桂平人民捣毁美国传教士开设的医馆。
1891年,长江上下游各地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这年春天,福州出现大批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揭帖。随后,重庆、汉口、镇江、扬州都发生了小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教案迭出,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处天主教堂多被焚毁。安徽芜湖点燃了长江流域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烈火。“芜湖之事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引起群众愤怒,一举捣毁教堂。6月5日,湖北武穴的郭六寿率众反对教堂贩卖婴儿,焚毁英国教堂。9月2日,湖北宜昌城外法国圣母院收买拐贩幼童,失主游姓寻至认领,证据确凿,引起附近群众不满,群起焚毁教堂。
热河地区发生了金丹道反洋教斗争。1891年11月,金丹道首领李国珍、杨悦春等为反对天主教、蒙古封建王公以及贪官污吏率众起义,占据朝阳。起义者以“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仇杀贪官”为口号,迅速壮大了队伍。平泉、建昌、赤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李国珍率领起义队伍,纵横数百里,横扫四州县,声威大震。热河人民反洋教的斗争,鼓舞了直隶、奉天人民的斗志,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洋教的斗争。
在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打击下,外国侵略者惶惶不安,纷纷逃入外国租界或向领事馆求救。英、法、德等国公使于是要求清政府采取有效镇压措施,并派出军舰,在中国江面巡逻,对中国人民实行恫吓。
(3)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斗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疯狂地侵占中国的军港,并划分势力范围,这是瓜分中国的前奏。为进一步控制这些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铁路的修筑,使铁路沿线的田地房屋遭到破坏,大批农民无家可归。铁路经过的地方,大量洋货倾销,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铁路的修建和海轮的通航,改变了旧式的交通方式,使大批以运河为生的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失业,沿河城镇走向衰落。由此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运输工人的失业大军。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集中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直隶和京津一带。
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一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也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二次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不仅是反对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总汇合,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更是当务之急。
山东人民在甲午战争期间,遭到了空前的战火洗劫。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随后,德国把整个山东划作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山东横行无忌,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许多劳动人民失地失业,颠沛流离。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势而生,迅速发展到直隶,特别是进入京津地区以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帝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东自江苏、浙江,西至陕西、甘肃、云南,全国20多个省份,凡是帝国主义势力所到之处,都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这些斗争迅速汇合成了以义和团运动为中心的全国反帝风暴。
在八国联军大举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义和团面对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奋起反抗。1900年6月,在天津保卫战中,曹福田率领义和团将士手持大刀长矛,向侵略军冲杀,侵略者横尸遍野,狼狈逃窜,死伤500多人。义和团胜利地收复了老龙头车站。为了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军继续向天津城外增兵,义和团将大沽通往天津的铁路拆毁。帝国主义侵略军源源不断地向大沽集结,到6月下旬,已达1.5万多人。6月23日,侵略军向天津租界进发,因铁路被毁,只得下车负辎步行。早已埋伏在铁路沿线的义和团高举“灭洋”的战旗,猛烈袭击侵略军,使其遭到重创,被迫窜入“租界”内。
帝国主义分子在北京横行霸道,任意枪杀义和团团民和无辜百姓,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从6月20日开始,义和团出动了五六千人,对使馆区发动了猛烈进攻。侵略者以深墙高楼作掩护,向义和团不断射击,义和团采取了火攻战术,从东西两门一齐攻击,将火炬、火药包掷向使馆内,不到三天,就将比、奥、荷、意四国使馆烧毁,攻破了侵略军的第一道防线。7月30日,义和团集中兵力攻击英、法使馆。他们挖地道,炸毁了法国使馆内的一座洋房,法国武官和奥地利参赞被炸死。帝国主义分子惊恐不安,防不胜防。义和团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一度攻入德国使馆,经过一场白刃战后撤退,随后火攻英国使馆。到7月20日止,盘踞在使馆的侵略军,50名法军中死伤42人,54名德军中死伤30名,60名日军中死伤45人,俄、美、英等国也都有不少伤亡。在义和团围攻使馆的56天中,一向在中国耀武扬威、肆意横行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威风扫地,狼狈不堪,纸老虎的原形毕露。他们有的吓得畏罪自杀,有的吓成疯子,每当听到义和团冲锋的呼号声,就惊恐万状。
义和团在围攻使馆的同时,还向帝国主义在北京的宗教侵略中心——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西什库教堂是法国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有大量武装的法国传教士和中国的教徒,并驻有法、意侵略军。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这里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侵略基地,中国人民早已对它恨之入骨,坚决要粉碎这个反动堡垒。6月15日,万余名义和团战士开始围攻教堂。他们动员商店停止供给教堂粮食,组织团勇猛烈冲杀,用自制的土火箭等武器,向教堂射击,教堂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色十字架被打落。他们还挖地道把地雷埋在敌人脚下,炸毁了仁慈堂东西两部,守堂的侵略军死伤不少,统率法军的头目被炸死。
义和团运动让帝国主义侵略者看到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反抗力量,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瓜分中国,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
2.爱国官兵的斗争
清朝爱国官兵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已不单纯是维护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高贵品质。
 (1)林则徐与虎门销烟。
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致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清朝政府财政陷入困境。鸦片的泛滥和走私也严重损害了社会风气。于是,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主张严禁鸦片贸易。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禁烟的钦差大臣。
1839年4月至5月间,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从贩毒船上缴获了2万多箱鸦片,共计237.6万多斤,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是清朝官兵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虎门销烟不仅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严禁鸦片流毒的决心,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气概。
(2)东南沿海抗击英军。
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林则徐早已经做好防备,英军封锁珠江口后随即北上。7月,英军转攻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率军击退。但是,沿海其余各省防务空虚。很快,北犯英军攻陷浙江定海。由于清政府执行妥协投降的政策,使中国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昏聩的道光皇帝在英军的压力下,派琦善与英军议和,并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1841年1月,谈判尚在进行中,英军突然袭击珠江口炮台,守将陈连升率部坚决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侵略军直扑虎门,提督关天培等爱国将领发炮抵抗,并派总兵去广州求援,琦善却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等为国捐躯。
1841年9月下旬,英军主力在浙江舟山海面集结。当时,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驻守镇海前线。鸦片战争爆发后,裕谦坚持抵抗外敌,反对妥协投降。他在1941年2月受命赴浙江办理海防后,派兵5000名,拨炮50门,添筑要塞,加强了定海海防。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时,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5000名守军坚决抵抗,浴血奋战六昼夜。10月1日,英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定海再次失陷。郑国鸿、王锡朋挥刀杀敌,英勇战死;葛云飞率兵冲入敌阵,负伤40余处,壮烈牺牲。接着,英军进攻镇海。裕谦召集官兵奋起抵抗。10月10日,镇海沦陷,裕谦悲愤投水,以身殉国。
1842年6月,在保卫吴淞炮台的战争中,年近70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亲驻炮台,昼夜防守。16日清晨,英军以战舰七艘、汽船六艘以及运输船、三板船几十艘,进犯吴淞炮台。陈化成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指挥守军猛烈还击。炮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英军旗舰多次被击中,其正面进攻受阻。英军绕道登陆,使陈化成腹背受敌,他全身七处负伤,喷血而死。守台官兵也都顽强抵抗,英勇作战。7月,英军舰队攻取镇江。驻防旗兵1000余名,在副都统海龄的指挥下,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一名英国军官回忆说:清军在这里“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恩格斯曾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战斗,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189~190、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血战大沽口。
英法资本主义列强不满足于鸦片战争中攫取的侵略特权,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底,英法联军逼近广州城,因两广总督举措失当,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广州沦陷。英法侵略者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权,然后挥师北上,进攻天津城外的大沽口,直扑清廷统治中心。1858年5月,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将士英勇还击,但主帅的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大沽炮台失陷。清廷急忙向列强求和,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出卖国家主权。随后,清政府任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为主帅,加强了大沽口的防务,购置巨炮,部署重兵。1859年6月,英国舰队联合法国、美国的舰艇,突袭大沽炮台。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指挥所部,坚守炮台,沉着应战,开炮向英舰反击。6月25日拂晓,英国海军司令率领联军舰艇,从距离炮台约13公里的海域向炮台开进,英法联军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企图迅速夺取炮台。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敌舰被击沉击伤多艘,登陆进攻炮台的1200多名英法联军伤亡近半,英军统帅也被击伤。清军提督史荣椿等3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大沽口之战的胜利,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4)英勇抗法。
法国侵略者挑起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法军进攻台湾北部,占领基隆,但在淡水遭到刘铭传率领的清军的重创,没有实现占据台北的企图。于是法军采取封锁台湾的策略,企图迫使台湾军民屈服。1885年1月,法军司令孤拔率舰队北上,进攻浙江镇海。这里曾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大败清军的地方,但孤拔绝没有想到,此次法军在此会损兵折将,一败涂地。3月初,法舰几次猛攻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军击退,偷袭小港口炮台也没有得逞。5月20日,清军副将王立堂率“敢死队”潜运后膛车炮八门,潜伏于南岸清泉岭下,黎明时突然向停泊在游山外的法舰轰击,法舰连中五弹,遭到重创,主将孤拔也被打伤,不久在澎湖一命呜呼。
在中越边境,由于清军在军事部署上的失误和前线将领弃师而逃,导致了谅山战役的失利,法军直达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使中国的南大门洞开。在这种危急关头,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率部挺进镇南关,被前线诸军公推为前敌主帅,恢复了统一指挥,从而根本改变了危局。他整顿军队,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利用有利地形,督率军民在东西两山岭之间的隘口修筑起一条长三里、高七尺、底厚一丈的长墙,墙上开栅门,墙外挖四尺深沟,在长墙北一里处,又修筑一平行土墙,帐篷、仓库、工事、指挥台均设在两墙之间,构成一座坚固的城堡。经过冯子材的精心策划,这道占尽天时地利的防御工事建立起来,给法国侵略者布下了天罗地网。
3月21日,冯子材根据密报,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派清军主动进攻驻守文渊的法军,重创其精锐,迫使法军为摆脱困境,不等援军到齐,便提前向清军工事地域发起攻击。3月23日,法军分三路直扑隘口,冯子材率部拼死阻敌。24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法军正面进攻长墙,有的法军甚至已经爬到长墙上,局势万分危急。紧要关头,冯子材身先士卒,跃出墙外,奋力杀入敌阵,将士们随主帅一齐杀出掩护工事,与侵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法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一败涂地。
镇南关大捷,毙敌千余,擒斩数百,夺取枪炮、弹药等不计其数,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法军退守谅山后,冯子材乘胜追击,指挥全军左右夹攻,当场击伤法军前线司令,并在越南军民的有力配合下,最终取得了谅山大捷。镇南关—谅山大捷,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局,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使法国侵略者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5)甲午风云御日寇。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从陆上和海上向清军展开疯狂进攻。1894年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爱国将领左宝贵率部坚守平壤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杀敌,打击了日军气焰。左宝贵在激战中不幸中弹,却不下火线,坚持战斗,最后因为后左胸中弹壮烈牺牲。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黄河海域发生激烈海战。北洋海军官兵奋勇迎敌,即使在劣势下也坚持作战到底,以死相拼。“超勇”舰中伤起火后仍用炮火不停地进攻敌舰,管带黄建勋从容就义,全舰士兵大部分牺牲。“致远”号为保护旗舰,开足马力,迎战敌舰,在战斗中中弹累累,舰身倾斜,即将沉没,弹药也已经用尽,正在这时与敌主力舰“吉野”号相遇。管带邓世昌命“致远”号全速行进以撞沉“吉野”舰,准备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为敌鱼雷击中,舰身破裂而沉,“致远”号全舰官兵除小部分遇救,其余皆壮烈殉国。“经远”号在管带林永升、大副、二副先后阵亡的情况下,水手们依然坚守岗位,英勇还击。此次海战中,北洋海军五舰沉没,一舰遁逃,另两舰撤出抢修,仅剩“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在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的沉着指挥下,坚持御敌。“定远”舰主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了战斗能力。日本舰队在战斗五个小时后,首先退出了战场。
1895年1月,日军从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日本海军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海陆夹攻,集中轰击北洋海军总部刘公岛和军港内舰船。日舰以鱼雷偷袭“定远”舰,致使“定远”舰驶至刘公岛东南时搁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断然拒绝敌人的劝降,服毒自尽。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随之自杀。“镇远”舰继任管带杨用霖不愿意接洽降事,口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开枪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在军舰搁浅后,为免被日军俘获,命用炸药将“定远”舰自沉,自己也与军舰一同殉国。北洋海军因此全军覆没,但爱国官兵英勇不屈反对侵略的英名却永昭史册。
(6)抗击八国联军。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十分震惊和恐慌。1900年4月,帝国主义列强即以出兵“平乱”胁迫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英、俄、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内把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联合出兵讨伐。5月底至6月初,八国海军陆战队40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由天津入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他们继续向中国增兵,军舰向大沽口集结。八国联军狼狈为奸,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6月中旬,在义和团的配合下,董福祥、聂士成所部清军在廊坊阻击八国联军,取得了廊坊大捷,迫使侵略军退回天津,粉碎了敌人长驱直入北京的计划。大沽炮台守将、天津总兵罗荣光向进攻炮台的联军舰队猛烈还击,击毁敌舰数艘。终因寡不敌众,大沽炮台失守,天津门户洞开。在天津保卫战中,义和团和清军同心协力,一面进攻天津租界,一面抗击由大沽增援的联军。清军聂士成所部、马玉昆部、罗荣光部和曹福田、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制定了三面进攻的计划,向租界发动猛攻,先后占领跑马场、八里台和租界东南的小营门炮台,并多次击败敌军,令租界内的联军十分恐慌。在联军向八里台反扑的时候,聂士成指挥清军浴血抵抗,亲自挥刀督战,不幸两腿受枪伤,接着又被子弹洞穿两腮,颈侧、脑门多处受伤,最后腹裂肠出而死,血洒疆场。
3.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历史功绩
自1840年以来的近百年里,面对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中国人民始终无所畏惧地前赴后继,无数的革命先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进攻,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破坏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完全殖民地的侵略图谋,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奴役中国的策略,中国人民因此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团结统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使中国近代没有走向分裂,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与反封建的洪流汇合,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崩溃,不仅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促使封建上层建筑垮台,削弱了地主经济,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蕴藏的革命力量,表明了中国人民是反侵略的主要力量。反侵略斗争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抵抗,激发了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反侵略战争中发觉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真理,从而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
【参考文献】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林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京津地区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Q:
如何理解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A:
【背景资料】
展开中国近代历史的画卷,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幅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离不开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总根源。
自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就成为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侵略者和压迫者。他们处心积虑地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他们大肆侵占中国的领土,抢掠中国的财富,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以及经济命脉,剥夺中国的主权,最终把中国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8页。]外国侵略者从不断的侵略战争中认识到,对他们屈服的是清朝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为了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他们需要扶植清政府,把它变成自己驯服的工具。
 
【难点所在】
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方式,侵占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抢掠中国的财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这些侵略活动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这些灾难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关系如何?
【问题解析】
1.发动侵略战争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主要手段就是武力。它们凭借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尤其是军舰和大炮,推行所谓的“炮舰政策”,或者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革命。它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升级的,从骚扰中国沿海与边疆,到蚕食中国海岛和港湾,一直到妄图瓜分全中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的8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仅大规模侵略战争就有五次: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至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它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逐步扩大,不断向纵深发展,阴谋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首先进攻中国南大门广东,然后骚扰东南沿海,并派舰队到渤海湾威胁清政府,最后入侵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兵临南京城下。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除了首先攻打广州以外,还三次进攻北方海上门户大沽口,进而占领天津,最后攻陷北京。后来八国联军侵华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中法战争,法国舰队主要进攻东南沿海福州和台湾岛。而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先后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占领中国主要海军基地旅顺口和威海卫,并消灭了北洋舰队。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发动了一系列军事侵略,不断蚕食中国领土,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1875年英国殖民者以探险为名侵犯我国云南。1888年英国侵略军悍然从印度入侵西藏。1884年至1885年,法国从越南侵犯广西边境。1871年沙俄强占新疆西部重镇伊犁,以后又蚕食我国西部大片领土,并把帕米尔东部地区据为己有。东南沿海的宝岛台湾在近代历史上,先后五次遭到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第一次是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侵犯台湾。第二次是186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犯台湾南部高山族地区。第三次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以牡丹社为中心的高山族地区。第四次是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第五次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香港、澳门也是英国、葡萄牙通过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而在19世纪下半叶,沙俄更是不择手段地侵占了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帝国主义蚕食了中国边疆大片领土之后,瓜分中国的欲望极度膨胀,他们想尽快把中国完全变成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让给日本。这极大地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因此他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德、法三国不愿意日本得利太多,因而用武力胁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随后,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3月,清政府被迫把胶州湾租给德国。沙俄紧随其后,占领并强租了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4月,法国强租了广州湾,英国则强租了整个九龙半岛。同年7月,英国又以与德、俄取得均势为名,强租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帝国主义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两广和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这些侵略者在中国为所欲为,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连一贯袒护日本的英国国际公法学者胡兰德也承认:日军一连四天野蛮屠杀旅顺的中国居民、儿童,最后全市只剩下36个人,而这些幸存者乃是“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残留者”。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准备大举侵犯东北,他们制造了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队如同野兽一般,到处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鲜血竟然染红了滔滔黑龙江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了义和团团民1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无辜的中国居民逼到死胡同里,用机关枪扫射15分钟,直到不留一个人。这样疯狂的屠杀是中国人民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侵略战争中,帝国主义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抢劫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大花园、大博物馆,集中了中外建筑艺术的精华,收藏了无数稀世珍宝和文物资料。英法侵略者在圆明园进行了疯狂的抢劫,还放火烧了圆明园,三天三夜的大火把中国最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化为灰烬。
2.控制中国政治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清朝政府扶植成为其代理人和统治工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帝国主义还不能对清政府进行直接控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西方列强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公使馆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外交使节并非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可以在中国的首都公然向清朝政府发号施令。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中国设立了对外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从此就可以方便地牵着清政府的鼻子走。1868年,刚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竟导演出一幕直接“代表”清政府出使西洋的丑剧。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竟然以前美国公使为团长,还给予其“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和大权,并且还配上一名英国人柏卓安(英国使馆翻译)和一名法国人德善(海关法籍洋员)为左右协理,加上两名并无实权的中国官员作为点缀,拼凑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国代表团”,前往欧美各国。代表美国利益的蒲安臣擅自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给予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设立学堂合法化等特权。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充分说明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外交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
帝国主义还通过把持中国的海关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晚清时期,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不仅包括征收进出口关税,还包括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等事宜。然而,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担任,而海关最高官员总税务司俨然是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后,直到1909年为止,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5年之久。他制定并推行了一套由外国侵略者支配的海关制度。按照这一制度,总税务司掌握海关一切行政人事大权,各口税务司对总税务司负责。他既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又被清政府授予尚书衔。1866年,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清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1876年,他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海关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充当清政府的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1886年,又派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签订《中葡会议草约》。赫德还任意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插手清政府官员任命事宜。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口岸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的官员,实际上他们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还经常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勾结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遣外国军官组织“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来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中国人民掀起反洋教斗争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民众,并处分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如贵州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竟擅自由官驿递送照会,向清政府保举媚外官员,提出撤换不顺从教会的地方官的无理要求。英国公使罗淑亚甚至直接出京“查办”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他带着军队沿长江西上,经南京、安庆、九江直至汉口,沿途对中国地方政府要挟、敲诈,并要求赔款、“惩凶”。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以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立即撤换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山东巡抚毓贤,而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即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去山东。袁世凯升为山东巡抚以后,果然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且惩办镇压不力的各级官员。
3.掠夺中国经济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首先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并且以各种形式强迫中国借外债,使中国产生沉重的债务负担。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元,上海赎城费50万银元,扬州赎城费50万银元,最后通过《南京条约》,又勒索赔款210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得清政府赔款800万两白银。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后来还增加了赎还辽东半岛费3000万两白银。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攫取战争赔款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人。这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财富的公开掠夺。
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外国资本主义通过鸦片战争,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并且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倾销,把中国变成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基地,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并且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不仅把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市场,而且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由于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以通商口岸为商品倾销的据点,大肆掠夺中国农业产品、矿产资源和手工业产品。清政府陆续开放了从沿海地区到长江流域,甚至到内地以及边远地区的30多个对外开放的商埠,外国资本主义在这些商埠里,开设商行、工厂和银行,使商埠也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基地。外国资本主义通过这些商业机构,经营各种加工工业,就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进行商业投机和工业铁路投资、放高利贷、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垄断外汇等,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
向中国政府贷款,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又一重要形式。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举借侵略性外债。俄法与英德两大集团因为利益分歧,发生激烈争吵,清政府不敢得罪,只好轮流向双方借款。1895年,向俄法借了1亿两白银,1896年向英德借了1亿两白银。1897年又向英德借了1亿两白银。1895年至1910年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外债约合2.7亿美元。通过向中国贷款,帝国主义攫取了多方面的利益,不仅扩大了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获得高额的贷款利息,而且加强了对中国海关和财政的控制。因为这些借款都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帝国主义通过借款,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两大收入(这两项几乎是中国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经营交通运输业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另一重要方式。帝国主义列强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后,不仅可以获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很多经济特权,而且还可以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从1898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四次给中国铁路大借款,总金额达1.37亿元。据统计,至1911年,全国有9618.1公里铁路,帝国主义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控制的铁路仅为665.6公里,只占到6.9%。帝国主义通过铁路大借款,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息,出售铁路材料,而且攫取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矿产开采、森林采伐、移民垦殖、邮电经营等经济特权,并侵犯铁路沿线地区的税务、司法、财政等行政主权,甚至在铁路沿线驻军。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航运。外国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远洋、沿海和长江的航运。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轮船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口的中外轮船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则只占15.6%,而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 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全部为帝国主义轮船公司所垄断。[ 参见谢毅、王晓秋:《近现代中国的革命》,4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此外,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的矿产开采权。从1895年至1912年,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矿产资源的重要条约、合同、协定达42项,霸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矿藏资源,中国的煤炭、铁矿资源几乎被帝国主义完全控制。
帝国主义通过以上经济侵略手段,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促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把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他们不仅攫取了许多经济利益,而且极力扶植中国封建势力,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4.毁灭中国文化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始终没有放松,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进行文化渗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9~630页。]。帝国主义的许多文化侵略活动是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传教士其实就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和忠实执行者。
传教士以教堂为据点,宣传奴化思想。外国传教士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就利用密布在中国城乡的教会和教堂,通过传教的形式,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法《北京条约》出现“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这就承认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从此,西方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大批的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无孔不入地向中国人宣传“归化”西方的思想,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人驯服地接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他们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盗买盗卖、低价勒索、占领垦地等手段,霸占中国的土地,建造教堂,扩充教会势力。他们甚至还包揽诉讼官司、包庇教徒中的民族败类和不法分子,强迫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残杀中国民众。
外国传教士还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名,在中国创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报刊和学会。他们在中国办教育、出报刊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 1887年,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1892年改称广学会)。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这个广学会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论”为名,通过出版书报,向中国人民散布思想毒素,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广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编译和出版书籍。广学会历年出版的书籍总数约在2000种以上,内容主要涉及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历史、地理、博物、理化等。二是发行报纸。广学会先后主办的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报》、《福幼报》等多种,而以《万国公报》的历史最久,影响最大。《万国公报》和其他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纸一样,竭力为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辩护,声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顺天之道”,认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违反天意的。《万国公报》还为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作辩护,说他们的活动“多与国政无关”,“既非奉国家之命,亦不贪中国之利”。《万国公报》还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议论中国借外债、整顿陆军、变法维新等问题。事实上19世纪末期,《万国公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的重要宣传工具。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时,以“西学”、“西法”为外衣,为扩张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大力宣传奴化思想,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他倡议中国应该“印度化”。1891年,他继任广学会的总理,以“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更加积极推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他甚至主张由四个外国人和四个中国人组成新政部,总管中国新政。而中国的财政、铁路、军事、报纸等都应由外国人管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仅宣传侵略理论和奴化思想,而且还与儒家思想结成反动文化思想同盟。某些传教士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鼓吹“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他们后来还大力鼓吹“尊孔”,并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动。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虽然也传授一些西方科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灌输宗教和奴化思想,其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精神统治和培养代理人。侵略者十分清楚地知道:“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精神上的支配,就可在各方面精心的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 谢毅、王晓秋:《近现代中国的革命》,52页。]
他们还以伪善的面具,在中国办起了医院、育婴堂等所谓“慈善机构”,把侵略者打扮成“善良友好”的“善士”来招摇撞骗。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医疗手段略施小恩小惠,来博取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好感,从而发展教会势力,推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如教会开设育婴堂、孤儿院,就是为了从小给中国孩子以宗教的灌输。由于教会的保育卫生措施不够,婴儿和孤儿的死亡率很高,孤儿们还常常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教会在对灾区进行救济时,也常常乘机收集情报,套购田产,强迫灾民信教。这些文化侵略活动其实就是“盗窃中国人的心”。
帝国主义以强盗的手段抢掠、损害中国历代的宝贵文物,毁灭中国文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了圆明园,恣意抢掠。侵略军为掩盖其抢劫罪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屈辱,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烟雾笼罩全北京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法两国盗取了北京天文台直径为两米的天球、四分仪、六分仪等。明代的《永乐大典》被抢去307册,其他各种珍本图书被抢走46000多册。这次浩劫使我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逐尽。
从以上可以看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总根源,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参考文献】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谢毅,王晓秋.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德]瓦德西.论瓜分中国事.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德]瓦德西.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中国大肆抢劫的报告.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Q: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A: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仁人志士想要救国救民的愿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地主阶级首先意识到西方物质技术的先进,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正式迈开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欧风美雨”的到来,催生了中国早期维新主义思潮。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逐渐转向发展资本主义。这就促使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下,看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方案,希望通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希望以温和的手段进行变法维新,以图发展资本主义。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
首先,鸦片战争使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发。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深睡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觉醒。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人员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介绍西方的地理、历史等情况,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还整顿水师队伍、增修炮台、加强海防,并且购买外国武器,进行研制和仿造。魏源继承林则徐思想,著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理解的“长技”主要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然而,林则徐、魏源的急切呼声,并没有唤醒大清王朝的春秋大梦。
两次鸦片战争均已中国的失败告终了,清政府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此时洋务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提倡所谓“自强新政”,大力兴办军事工业。洋务派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事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转入“求富”阶段,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质的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派在军事方面,筹办海防,相继向英德等国购买和自造各种舰船,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并在1885年建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兴办了近代教育事业。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翻译人才的急需,通过谙熟外文以探求西学而图自强,扭转危局。然而,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痛定思痛,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物质技术的学习只是舍本逐末,只有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自强起来。
之后,中国还出现了一股早期维新思想的潮流,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或直接接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或间接了解了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也有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官僚和买办,成为了资本主义最早的代言人。他们的维新思想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并且有大体相同的政治倾向。他们大都曾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或参加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形成为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的思想主张被称为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尽管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缺乏系统的维新理论,但是他们为甲午战争后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了必要的铺垫。
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甲午战争血雨腥风的洗礼,民族危机的加剧,唤醒了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涌现了一股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并迅速转变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1898年1月底,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从这一天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百日维新”。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作风;广开言路,准许自由组织学会,提倡上书建言,严禁官吏借故阻止。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广办邮政,成立丝茶公司;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路,取消旗人由政府供养的特权。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等。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式军队,改用西法练兵。这场百日维新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最终失败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不久之后,创刊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纲。“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鲜明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同盟会成立之后,会员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想要推翻腐朽清政府的残酷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有15个省市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斗争。其中的“振兴中华”思想的提出更是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使国民的民族意识不断升华最终全面高涨。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减,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无数爱国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声呼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勇气。可以说,五四运动“早已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性” ,巴黎和会使得中国 “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国各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影响。” 在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都比较模糊,五四运动揭开了他们丑恶嘴脸,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其罪恶本质和侵略行径,大家一起坚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维护祖国的尊严。总的来说,五四运动使国民的民族意识得到了一次升华。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更是让国人都认识到中华民已经处于极度危亡的时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一些共产党人士、社会先进人士纷纷呼吁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所有爱国的人们都把拯救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和防抗日本侵略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这时候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浓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民族复兴的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华民族复兴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的,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而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总体来说处于一种比较“自在”的状态,各个族群之间相互征讨、扩张、交流、互动,这样的相处模式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也奠定了民族所生存、发展的疆域。进入近代以后,这个“自在”的民族模式面临了空前的挑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国失去了众多领土,边疆也发生了诸多危机,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这种共同的悲惨命运将全国各个民族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都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外来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此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种事实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此时民族之间的争斗与矛盾已经不值一提,面对列强的侵略,全国上下各个民族都严阵以待,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
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应该是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进入20世纪以后,他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地强化,并且同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 到1901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词的首次出现。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起点 。革命党人将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设的民族基石。他们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种族革命、民族冲突的羁绊,更多地赋予其革命政治意义。他们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以中华民族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石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根本诉求。当革命党人真正完成了从革命角色向执政角色的转换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就从自在转入自觉。他们的思想是要合中国境内的民族为一人,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对外,中华民族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一员,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无高下贵贱之分,尊荣共享,患难与共。
随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使全体国民认识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共同的命运也将全国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国内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共同承担起保卫中华民族的重任,最终在万众一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全体意志、决心高度统一并实现的典范。
总的来说,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深刻的民族危机,在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也诞生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于革命党人提出的民族主张的特殊性,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开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统一命运高度强化了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独立。
Q:
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及其应对
A:
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掠夺殖民地的高潮开始兴起。1553年葡萄牙人侵占中国澳门,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中国便成为列强争相蚕食的目标,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开始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其中英、法、俄、日这几个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尤甚。面对这些边疆危机,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武力抵御、协商和谈、以夷制夷和搁置外交。这些措施有时候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政府盲目妥协求和的态度还是给中国近代的历史造成了遗憾。
1. 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
英国与中国的边疆危机  自英国东来开始,其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1808年英国远征军抵达澳门附近海面,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公然出兵欲图占领澳门,但是在民众和官兵的抵抗下,英国处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得不被迫撤出澳门。
1840年,罪恶的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在战后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将香港岛割给英国,香港岛成为英国侵占中国的一个基地。接着英国就觊觎的目光转向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1860年,英国侵略者对九龙半岛南部实行军事占领,两广总督劳崇光在英军的武力威逼下与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头目巴夏礼签订了租约,将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南的地区永远租给英国。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在10月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废除之前签订的租约,将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南的中国领土全部割让给英国,使其成为英属香港的一部分。
英国侵略者除了觊觎中国东南的领土,还把侵略的目光看向了新疆、缅甸、云南、西藏等地区。英国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侵略权益,与阿古柏政权狼狈为奸;1826年和1852年,英国通过两次侵略缅甸战争,占据了当时中国的朝贡国缅甸为其殖民地,接着英法开始争夺云南,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1879年10月英国入侵西藏。其实早在18世纪后期,即1757年英国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之后,英国就有了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的阴谋。英国干涉中尼战争,企图从中找到进入西藏的办法,最后失败。进入19世纪,英国先后控制了尼泊尔、不丹和哲孟雄,并以这三处地方为基地又开始了侵略西藏的步伐。到1879年10月,英军发起了第一次侵藏战争,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1903年冬天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到1904年9月7日,强迫西藏地方签订了《拉萨条约》,其中规定了军事赔款、拆毁炮台和山寨、未经英人允许别国不得在西藏开矿等特权。
法国与中国的边疆危机  为了成功占领越南,法国先后三次侵略了越南。1858年至1862年爆发了第一次法越战争,1862年6月5日,越南代表在西贡签署了《同法国和西班牙友好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法国获得了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
第二次战争发生在1873年至1874年,法殖民者进一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巩固了对越南南部东三省控制的基础上,又先后侵占了西三省。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法军将于阮朝的统治区内维持治安;越南承认法国对交趾支那享有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允许法国人利用红河作为与中国西南经商的通道。
第三次发生在1883年至1884年。1884年5月11日,在德国人德璀琳的斡旋之下,清廷派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1884年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否定了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以确定法兰西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通过中法战争,法国最终占据中国的朝贡国越南为其殖民地。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中法新约》,法国打开了中国的“后门”。此后,中法之间又相继签订了《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界务专条》、《续议商务专条》等条约,具体确立了法国的侵略权益,使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同时,法国还进攻柬埔寨和老挝,并在1863年和1893年成功将这两个王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国周边的藩属国一个一个沦陷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本土处于更加危险的情境之下。
俄国与中国的边疆危机  俄国是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罗斯。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北方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5年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了反动政权。俄国乘机而入,与阿古柏沆瀣一气,不仅与其签订条约,还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公开承认阿古柏的领袖地位,还获得了进入新疆的特权。1871年,沙俄连续召开了多次特别会议,策划侵占中国西部边疆城市的问题。5月,沙俄开始向伊犁发动进攻。后来清政府派左宗棠抵御列强的侵略,新疆这才没有落入俄国之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大量领土,其中俄国所割占的领土数量尤为多。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三个条约,俄国共侵吞了我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沙俄趁新疆局势动荡,出兵强占了富庶的伊犁地区,并以此同清政府讨价还价。左宗棠收复除伊犁外的全部新疆地区后,提出乘势收复伊犁,而清政府却同沙俄订下《里瓦几亚条约》,以割地、赔款、通商等条件赎回伊犁。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条约规定,沙俄归还伊犁,但是清政府必须割让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并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日本与中国的边疆危机  明治维新一开始,日本就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开拓疆土”的侵略总方针。而台湾和琉球正处于日本西南太平洋上,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1871年12月,60余名琉球居民乘船遇到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大部分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其他的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这一事件为借口,认为琉球民在台湾被杀害应该向清政府问罪,遂向清政府发难,乘机侵略台湾。1874年日军进攻台湾,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清政府派沈葆桢到达台湾,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在台湾水土不服,根本不能通过军事手段占领台湾,遂采取和谈方式,中日双方在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1879日本吞并了琉球,设置冲绳县,台湾的安全再一次受到严重威胁,于是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其签订了《江华条约》,从中攫取大量特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了甲申政变,被袁世凯率领清军镇压下去。1894年,日本正式出兵朝鲜,随后制造了“高升号事件”,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战争经过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威海卫战役等阶段,最终中国求和,双方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绝对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还有一些赔偿条款和开设通商口岸条款等。台湾等大片中国领土的割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刺激了西方各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 近代中国对边疆危机的应对
在清朝末期,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的主要解决方式有三种:武力抵御、协商和谈与以夷制夷。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则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解决边疆危机——搁置外交。
武力抵御  康熙皇帝抵御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进攻,郑成功将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台湾,是早期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保卫中国领土的成功案例。1864年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建立了诸多反清政权,新疆的这种割据纷争的局面为阿古柏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英国与沙俄抓住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时机,纷纷欲借力扩大自身在新疆的侵略权益。正当西北“边塞”情况吃紧的同时,东南“海防”由于日本的入侵也告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还出现了是解决西北“塞防”还是东南“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左宗棠主张二者并重。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1876年3月,左宗棠率领大军分三路进军新疆,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地区。1877年春,清军进军南疆,在达坂、吐鲁番和托克逊等城大败阿古柏,5月底,阿古柏在库尔勒身亡。1878年1月,清军又收复和田,处决了金相印。至此,左宗棠率领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1881年2月24日,中俄最终签订《伊犁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中国收回了伊犁。1884年11月17日,在左宗棠等人多次奏请之下,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改设行省。
协商和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衰弱,军事抵抗的能力逐渐丧失,武力抵御列强侵略的结果却是一次次国土的沦丧,中国政府对边疆危机的解决能力逐渐削弱。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武力抵抗不再是中国政府解决边疆危机的主要方式,政治解决与和平谈判成为主要手段。1903年英国第二次侵入西藏,虽然西藏地区的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清政府的主要政策却是协商求和。清政府方面的有泰不断指责西藏军民“胆大妄为”,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侵略者妥协求和。1904年末,清政府派唐绍仪前往印度同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最终于1906年4月达成协定,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以此约为“正约”,1904年的《拉萨条约》为该条约的“附约”。
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也是中国处理近代边疆危机的主要策略之一。这一策略主要是利用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利益冲突,驱使一个强国对付另一个强国,使他们互相牵制、制衡、甚至是削弱,以避免一国独占中国和中国领土大量丧失的情况。比如在晚清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联日制俄”的主张;甲午战争之后“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李鸿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不仅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署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而且还劝说当时中国的藩国朝鲜乘机与泰西多国签订条约,借此来牵制日本。
搁置外交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中国政府每次与列强的交涉有时候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这时候统治者采取的策略就是与列强诸国周旋,以等待有利时机的来临,力争较好的交涉结果。这种方式解决边疆危机的典型事件是中英两国对西藏问题的交涉。
在中英对西藏问题的交涉中,北京政府一直不承认“西拉姆条约”,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了,中英两国针对西藏问题曾进行过无数次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交涉,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着西藏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哪怕西藏被迫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中国也不愿意接受英国的要求使西藏变成其殖民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曾企图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推进西藏问题的解决,未获成功。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历史条件终于成熟,西藏完整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由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差距悬殊,近代中国多次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土被侵略、被割占。中国政府除了在对外方面为解决边疆危机做出巨大努力之外,在对内方面也会通过设置行省、机构等方式来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然而,有的时候中国政府存在着盲目妥协甚至完全放任不管的情况,以暂时的和平求得统治的延续,这不能不算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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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习题与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    )为核心。
A、儒家思想   B、道家思想   C、墨家思想   D、佛教思想
2.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    )。
A、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B、1680年俄国彼得一世改革
C、1789年法国大革命
D、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3.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成为殖民主义剥削的重要形式,并出现瓜分世界的狂潮。
A、商品输出    B、资本输出    C、贩卖奴隶    D、掠夺土地
4.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    )。
A、中英《南京条约》    B、中英《虎门条约》   
C、中美《望厦条约》    D、中法《黄埔条约》
5.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其对中国的影响不包括(    )。
A、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B、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逐步传入中国。
C、英国对华输出商品激增。
D、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瓦解。
6.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    )。
A、半殖民地社会     B、半封建社会
C、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D、不完全的殖民地社会
7.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     )。
A、失业的农民    B、手工业者    C、城市贫民   D、工人阶级
8.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   )。
A、文化渗透   B、经济掠夺   C、军事侵略   D、政治控制
9.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   )。
A、中国落后的经济制度
B、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
C、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D、统治集团的腐败
10.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是(    )。
A、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
B、进行传教活动
C、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D、干涉中国内政
11.外国教会为列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办得较早的外文期刊是(    )。
A、《万国公报》   B、《民报》
C、《字林西报》   D、《新民丛报》
12.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是(   )。
A、虎门销烟
B、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C、太平天国运动
D、义和团运动
13.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   )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A、香港   B、台湾   C、澳门   D、崇明
14.到()的订立为止,庞杂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宣告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完全形成。
A、《天津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15.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    )。
A、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B、传播西方先进文化
C、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
D、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16.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    )。
A、李鸿章    B、魏源
C、郑观应    D、林则徐
17.魏源在其(   )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A、《四洲志》     B、《海国图志》
C、《夷情备采》   D、《盛世危言》
18.19世纪70~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中国陷入“边疆危机”的地区不包括(  )。
A、西北地区      B、西南地区
C、东北地区      D、东南地区
19.最早喊出“振兴中华”这个时代最强音的是(   )。
A、林则徐    B、魏源   C、康有为  D、孙中山
20.德国元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这表明(   )。
A、帝国主义已放弃灭亡中国的图谋
B、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
C、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D、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二、多项选择题
1.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    )。
A、父权  B、夫权   C、君权  D、族长权  
2.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有(    )。
A、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
B、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C、使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迟滞。
D、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3.鸦片战争前,中国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但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下列对中国当时经济社会状况的叙述,正确的有(   )。
A、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
B、政治上,清王朝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已腐败不堪。军事上,清王朝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C、文化上,清朝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钳制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反抗意识。
D、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需要的前提是(    )。
A、思想上的启蒙运动
B、少数人积累大量货币财富
C、大批劳动者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D、世界市场的广泛开拓
5.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
A、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
B、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
C、是由中国人民禁烟斗争引起的
D、根本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6.19世纪50~80年代,俄国共侵占我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这主要是通过(    )完成的。
A、《瑷辉条约》
B、《北京条约》
C、《勘分西北界约记》
D、《改订伊犁条约》
7.关于租界的叙述,正确的有(     )。
A、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特定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
B、1848年和1849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
C、外国侵略者在租界逐步排斥中国的主权,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D、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有干预权。
8.为了统治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   )。
A、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B、发动侵略战争,划分势力范围
C、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D、扶植、收买代理人
9.西方列强通过以下哪些条约,一步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
A、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B、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C、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D、1858年的《天津条约》
10.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   )。
A、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
B、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
C、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D、是近代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11.中日甲午战争后,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国家有(    )。
A、英国  B、俄国  C、法国   D、德国   
12.下面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正确的有(   )。
A、其斗争锋芒指向外国侵略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的无穷力量
B、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
C、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D、阻止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
13.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方式有(     )。
A、开设工厂
B、设立银行
C、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
D、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投资中国矿山
14.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
A、沉重地打击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野心。
B、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亡。
C、它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D、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反侵略战争的过程,是中华民族逐步觉醒的过程。
 
三、简答题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简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3.简述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4.简述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
5.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6.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7.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原因何在? 
 
四、辨析题
1.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2.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所有地区,在所有时期都是半殖民地。
3.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4.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这缘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
5.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五、论述题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请您谈谈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
2.试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六、材料题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1:1841年12月,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发表演说,为英国挑起侵华战争辩解,称“战争的原因是叩头”,即“中国妄自尊大”,不愿与西方国家平等交往。
材料2:“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材料3:“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请根据以上材料思考下列问题:
(1)材料1中亚当斯的论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论调说明了什么问题?
(2)请根据材料2和材料3及所学知识,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A   3.B   4.A   5.D   6.C   7.D   8.C   9.C
10.C   11.C   12.B   13.B   14.D   15.D   16.D   17.B
18.C   19.D   20.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   2.ABCD   3.ABCD   4.BC   5.ABD   6.ABCD
7.ABC   8.ACD   9.ABCD  10.BCD  11.BCD   12.ABC
13.ABCD   14.ABCD
 
三、简答题
1.答: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中英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独立的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答: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中。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到194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总数达到200万人左右。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3.答: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近代中国的买办,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产物。他们最初是充当通商口岸外国洋行的雇员和代理人,在帮助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通过获取佣金、分红、利息等手段积累财富,并利用与外国侵略势力及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同外国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有的投资附股外国洋行,有的则投资洋务企业或协助洋务派官僚创办和经营企业,也有的直接创办和投资于民族工业。部分中国旧式商人如一些盐商、沙船主、钱庄老板、票号商人等,或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或投资于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国内投资或回国创办经营新式企业。一些地主、官僚,也开始把从地租剥削和贪污、搜刮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不同,构成比较复杂。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是大官僚与大买办的结合,利用政治特权和和与外国资本的紧密联系,在剥削劳动人民和挤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4.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勾结、扶植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势力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
 
5.答: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是要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通过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的。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追求的目标,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
 
6.答: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第一,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了索赔款,抢掠财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第二,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
第三,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
第四,在传教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7.答: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列强并没能实现瓜分中国图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不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它们在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它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图谋。
 
四、辨析题
1.参考答案:错误
殖民主义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强国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奴役。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的。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2.参考答案:错误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但由此推出“近代中国的所有地区,在所有时期都是半殖民地”是错误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随着列强的侵略,中国的主权一步步沦丧,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但在中国农村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所以说,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如香港、台湾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就是这种情况。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因此说近代中国所有地区所有时期都是半殖民地是不准确的。
 
3.参考答案:这种表述不准确。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和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勾结、扶植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4.参考答案:错误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列强并没能实现瓜分中国图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不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它们在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5.参考答案:错误
经济技术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经济技术落后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失败,不仅仅因为武器装备的落后,更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即社会制度腐败。
 
五、论述题
1.答: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抗争,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它们只能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农村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种既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更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现着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即基本国情。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革命道路、革命风貌及革命前途等问题,均源于这种基本国情。毛泽东曾说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就是中国革命要从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这种具体实际相结合。
 
2.答: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3.答: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
第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御敌之策。许多官员、将帅为了自身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腐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经济技术的落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但是,经济技术落后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落后,而且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在这种情况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才一再失败。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启示我们:
第一,在近代中国,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争得民族独立,必须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改变中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统治中国的局面。
第二,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的腐朽势力的反动统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人民才能当家作主。
 
六、材料题
(1)材料1中亚当斯的论调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在寻找借口,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开脱罪责。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的需要。该论调说明西方列强在对华政策方面是一致的。
(2)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这是列强侵华的客观后果,决不是主观愿望,列强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